否定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意义目的何在？作者：黄敏兰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4期更新时间：2010年04月06日内容摘要贺仲明《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一文全面否定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极意义，忽视了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实践活动，也忽视了众多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于强烈的主观目的，在未进行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文中存在的明显的史实错误也需要指出。关键词国民性批判思想启蒙独立性实践精神作者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近年来质疑和反思近代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论著层出不穷，例如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周宁编著《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摩罗《国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终结？》（《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8日第14版）、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发表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的文章《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以下简称“贺文”）。尽管批判和质疑几成热潮，但是像这样激烈地全盘否定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却让人很难不特别加以关注。一、结论从何而来？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的“近代”是从1840年至1949年，下同），中外学者对此作了大量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把改造国民性的运动看作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要想质疑和推翻这一定论，当然需要提出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然而贺文仅有的三处“参考文献”，没有一项是历史资料，都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而引述的结论性话语，其中还有一条是本人自引。文章表明作者并没有对其所论述的问题作相应研究，就得出了一些未经论证的结论。“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谈论历史问题，就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因此贺文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文章断言：“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臆造出来的一个文化谎言，既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值得深入追问和反思。”首先需要明确，“现代知识分子”具体是什么时候的和什么身份的——是当时改造国民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评价者？是知识分子的全体，还是部分？如果是部分的话，又是哪一部分？具体何人，如何论述？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一谎言，以及如何制造等等。其次，这个“文化谎言”如何不符合逻辑，如何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作者也没有充分的历史说明，更没有解释他用以作为参照系的究竟是什么逻辑。这些重要前提都没有交代，让人无法了解贺文这一令人震惊的结论究竟从何而来。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流及起因贺文说：“反思‘国民性批判’，首先需要从其源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谈起。虽然国民性批判思想萌芽于清末，但是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思想革命才是启蒙和发动民众最深刻、最合适的方式。于是，在知识界，就有了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大力提倡，思想启蒙也才成为时代中心话语——换句话说，正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才衬托出了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合理性，凸显了它的超越和进步。”令人困惑的是，既然贺文在开首已断言国民性批判“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而紧接着又承认它具有“合理性”，岂非前后矛盾？如果说这只是表述不清的话，那还可以忽略不究。问题是在这个论断中，贺文明显把源头搞错了，清末的思想并非只是“萌芽”，而是真正的源头。对于这个真正的源头，我们需要作较详细的介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离虎口，流亡于日本。一方面客观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变法失败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政治改革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国民素质恰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应该走自下而上的路，从教育人民做起。非常巧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