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谈改革：中国既得利益者不一般2013年08月02日07:19大洋网-广州日报我有话说(20人参与)“全面深化改革”系列高端访谈本栏目与市社科联合办习近平总书记7月23日在武汉调研时从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其中提到要“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日前，本报记者就全面深化改革存在的诸多问题、市场公平竞争、农村土地流转、医疗体制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本报特派北京记者李佳莉练洪洋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革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意味着改革仍是我们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周其仁：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过去那一套制度，不是从实践经验中摸索出来的，而是按照一套理论、框架，按照前苏联的模式构建起来的。这些东西一碰，就好像要碰到很根本的东西，不能随便碰。本来，经济体制不合适就像鞋和脚，鞋不合适脚就应该改一改，但如果与一些“大词汇”联系在一起，譬如“主义”，就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1978年开始，冲破许多阻力，城乡也进行了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经济总量也第二了，因此便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这又成为改革的阻力之一。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认识，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阻力，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周其仁：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大词汇”的既得利益。“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记者：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维持现状行不行？周其仁：改革很难，但不改也不行。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改了一半不再改，会有更大的麻烦。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社会发展这么多年，积累了那么多的矛盾，单靠经济发展速度、GDP总量，解决不了这些矛盾。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制度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管理制度，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