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础的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更为抽象地，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如何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因而扩展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自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来，中国思想界与理论界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确实是不断扩展的，这种扩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础的扩展。一、普遍与特殊：孰轻孰重抽象地谈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很难说二者有轻重之别。但现实中，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倚重倚轻却是比较常见的。就西方传统的知识观而言，“从苏格拉底以来， 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重普遍而轻特殊的思想倾向。维特根斯坦把这种倾向刻画为‘对普遍性的追求’和‘对个别事件的轻视态度。”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来看，在最初的宣传普及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的强调也是一个基本的倾向，这一点从1935 年艾思奇与张岱年之间的一场争论中可见一斑。在这场争论中，张岱年认为，要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必须对各种思想资源进行综合创造，产生出一种新的哲学。而艾思奇认为，张岱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夸大了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新哲学， 是包含在世界新哲学体系中， 用不着要另起炉灶， 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的方法。不要把特殊性太夸大，否认了一般性啊！”在艾思奇看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我们只要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的实践，或者说只要在社会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即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宣传时期的主导倾向。但是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宣传普及上，它很快就被运用到改变现实的实践中去了。改变现实的实践必然要求我们重视特殊性，但仅仅这样还不是我们重视特殊性的充分理由，因为在世界范围内，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实践的并不限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注重抽象的普遍性， 忽视自己特殊性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时有发生。所以，要充分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特殊性的重视，还必须联系我们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王树人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是“概念思维”与“象思维”的不同。王南浞认为，“概念思维”与“象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