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社会学 成伯清 赛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文章，即“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后现代的希望”（Seidman，1991）。在该文中，赛德曼区分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在他看来，“社会学理论”崇奉和迷恋于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试图追求一套正确的概念和解释策略的前提。但是，沉湎于基础性争论的社会学理论，几乎不能取得任何共识，因为作为基础的标准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异质的甚 至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元理论话语，并日益地自我指涉，最终不过是一种有关研究纲领和经验分析的“合法化修辞”而已。而“社 会理论”，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宽泛的社会叙事的形式，与时代的社会冲突和公共争论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的实践介入的意图。因此，他坚决主张复兴古典社会理 论中的“道德意图”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不过，他也指出，古典理论家未能对局部环境和社会多样性予以充分的关注，进而模糊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消除了 人类体验的独特性，最终将支配和服从的体系合法化了，并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泛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在赛德曼看来，当代的社会学理论更家糟 糕，以扭曲的认识论体操来替代具有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具体争论，将本质主义和总体化的倾向永恒化。因此，他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理论，摒除现代传统中的核心 元假设，而将社会理论视为一种“具有道德意图的社会叙事”。 贸然断言“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在回应的文章中，亚力山大就认为怎么也看到社会学的终结（Alexander，1991），而有人认为那不过是现代“意识形态的终结”（Lemert，1991）。不过，有人更是将后现代的立场推到极端，认为社会理论也应终结，因为对于认识论特权的后现代批判，究其根本是源于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事实，唯有解释，任何真理声称不过是权力意志运作的假象罢了。赛德曼的后果至上（consequentialist）的社会理论，在这种视角主义的元理论之下，也无立足之地，因为即便是局部性的条件和后果，也一样是难以讲述的故事，都是同质化的总体化努力（Antonio，1991）。 但有一点，赛德曼对社会理论的话语性和理论应当进入和影响公共领域的强调，则获得了不少的认可与附和（Richardson，1991）。事实上，对于叙事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或者说一种“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