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证明标准的价值 赖徽棠 在当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谈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价值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价值，而证明标准也有其价值。尽管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在分析哲学家艾耶尔眼中是一种缺乏理性的“情感的呼喊”，但是，“如果权威的威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价值评判作为一种冷眼观世界的角度，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人文关怀，同时又是对人类自身活动的一个效用估价。故而对现实事物，尤其是争议较多的事物的价值判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证明标准问题之争在我国已有数年之久。然而，它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有多大的价值?如果价值较大，那么还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这是我们在争议的热情之余值得沉思的一个角度。从争论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证明标准问题始终只是浮现在学术的层面上，并且主要局限于认识论，合理性以及其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证明标准的其他法哲学方面，法律分析理论和时代意义等方面的研讨还远远不够。因而，“社会进步标准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而实效标准是解决如何确定是否真正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是价值标准的标准，是最终的价值标准”。因此，本文仅以证明标准问题的实效价值为视角，以期能够在方法论上为学术界继续探讨证明标准问题提供一段引言;以期待这一议题中能够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开展，进而推动合理化、正当化、系统化的证明标准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的最终面世。 一、证明标准的法哲学价值 “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证明标准作为法律的伴生物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在历经神示与法定两个证据制度阶段后，终于在自由心证制度确立起来后步入了人的理性阶段。就此而言，实乃人类的一大进步，标志着人已经的的确确地开始相信自身的认知能力。然而，人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认识能力呢?这就是证明标准问题在法哲学领域的论争带来的第一个成果。 正如波斯纳所言：“事实上法律职业界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知道法律的事实发现是盖然性的。”尽管我国学者也明知诉讼证明是一个相对性问题，但在认识论(epistemology)上的争论?不管谁是谁非?却层出不穷。客观真实论者往往从事物是可知的角度出发，认为案件事实发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而且对其认识必须要达到主观符合客观的高度，否则法官的判决缺乏起码的事实基础，不符合正义要求。而法律真实论者认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是一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