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一、旧体“生锈”现代汉诗对白话的引入是全面而彻底的，胡适把能否运用白话创作新诗视为新文学运动语言变革成败的关键。原来，由于文体的特别性，例如可诵甚或一定程度可唱，尤其是与接受者更贴近甚至无障碍沟通等特性，历代汉诗在一定程度上融人了当时的口语。不过，由于社会条件与传媒水平不兴旺的制约，这种引入通常是有限的，以免在增加平易与鲜活的同时损及文学语言超越方言的广泛流通性。明、清两代由于崇古、拟古风气盛行，汉诗创作对口语的引入陷人停滞甚至倒退。古代汉诗即便是更为接近口语的词、曲、民歌，也保存着以文言为根底的特征，在整理最口语化的民歌时，其中的虚词、叹词往往换成了文言的“之乎者也”。只有现代新诗的语言革新最为彻底，解决了语言与接受者之间的隔膜以及旧文言承载新、新内涵的困难。尽管现代汉诗依旧道路曲折，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探究，但必须肯定，由于彻底解决了新诗所依存的语言媒介长期累积起来的巨大障碍，可以实现新思想、新内涵的顺利融入，为汉诗重新恢复活力及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根底“]。二、“变能启盛”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假设无新变，不能代雄。”叶燮《原诗·内篇之三》说：“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过去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样式，影响力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胡适《文学改进刍议》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都指出文学必将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20 世纪新诗的诞生，正是汉诗实现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变化的必定要求。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都必有新体的成熟。汉诗第一次大繁荣是周初到春秋中叶，代表作是《诗经》，这是中国第一种成熟的诗歌样式四言诗的繁荣期。楚辞可算是汉诗的第二次兴盛，产生了具有鲜亮地域特征的新样式，从形式上看是以六言为主的诗歌形式，与《诗经》的四言诗明显不同。两汉至隋是汉诗相对寂静的时期，但新变的酝酿与探究并未停止。五、七言诗均发端于汉代，其后相继成熟。其间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陶渊明，他的作品大多是五言诗，既不同于四言，也不同于六言。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永明体”的出现，核心是把汉语音韵引入五言诗而形成新体。到了唐代，汉语音韵成功引入七言诗，形式进一步完备，由此形成了所谓“近体诗”，即众所周知的五、七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