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远足球俱乐部与球员工资纠纷一事有了新的进展，日前申思已经递交了申诉书，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为讨回 50 万元年薪，他拿起了法律武器。随着中远向上海永大股权转让的成功，原中远足球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一事似乎早在年前就尘埃落定，而事实上根据申思和俱乐部签订的两份合同，后者与申思之间有 50 万元的工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根据合同，申思认为应该从中远俱乐部那里拿到 250 万元的年薪，但俱乐部认为，申思没有达到一定的出场数，所以支付了 200 万元的年薪。申思也曾经拿着俱乐部写给他的欠条和双方签订的合同寻求中国足协的帮助。由于中国足协实行限薪政策，基本上各个俱乐部与球员之间都有两份合同，一份做样子的合同留底给中国足协，而另一份高额合同则由俱乐部和球员私底下签署。中国足协一般只承认足协留底的那一份，而双方私底下签的那份合同则很难被正式认可，所以通过足协仲裁这条路也行不通。无奈之下申思只能寻求劳动仲裁来解决问题，据悉申思是上月中旬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他本人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一个公道。谁来为他们讨说法当年巩俐主演《秋菊打官司》，将一个不为钱、而为讨个说法的农村妇女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而十几年过去了，秋菊的故事在已经职业化十一年的中国足坛也发生了。在中国，足球运动员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动辄上百、上千万的年薪让别人对他们艳羡不已，尤其是他们的职业水平还不怎样。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球员和俱乐部相比，则显得有些弱势，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俱乐部手里。今日俱乐部兴奋了让你成为百万富翁，明天不兴奋了随时随地可以和你翻脸，随意地封杀、欠薪也时有发生。由于没有适用的法律作为武器，谢晖打赢了和重庆力帆的官司，却经不起潜规则的折磨，最后只能选择妥协；如今申思又走上了同样的一条道路，结果怎样还不得而知。当然，法律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早在 10 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比利时球员博斯曼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转会，与 RFC 列日俱乐部、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打了长达五年多的官司，在欧盟政治家们的干涉下才最后胜诉，此后出现了改变欧洲足球游戏规则的著名的《博斯曼条例》。而中国足坛在谢晖事件后除了媒体发表了一通感慨之后，仍然没有适用的法律出台，类似于申思追薪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电影中最后秋菊讨到了说法，那还得归功于法律的保障和人民公安的撑腰，而中国球员既没有专业的、针对性很强的法律可以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