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知识的边界1950 年代初期，当纳博科夫着手创作《洛丽塔》时，他的好友兼文学批判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Wilson）寄给他一本法语版的《性心理学讨论》第六卷（此书系英国性心理学大师哈维洛克·艾利斯所著），书中附有一篇俄罗斯男子的“性忏悔录”：该名男子家境优渥，曾在国外留学，自从 12 岁有了性启蒙之后便沉迷其中，以至于荒废了学业。后来他决心洗心革面，成了一名师。就在他准备和一位意大利女子结婚时，他邂逅了一名雏妓，再次深陷性痴迷中，最终将钱财挥霍一空，婚姻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纳博科夫在给威尔逊的回信中写道：“（我）喜爱这个俄罗斯人充满爱欲的一生……作为一个男孩来说，他遇见了（或者说渴望）那么多小女孩，生活似乎待他不薄……只可惜故事结局太老套了。”[1]“爱欲与毁灭”，是纳博科夫很早就思考的文学主题。在他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天赋》（1938 年）中“洛丽塔”的主题呼之欲出。而 1939 年夏天创作的短篇小说《魔法师》则成为《洛丽塔》的雏形：小说叙述一个男子与一名病入膏肓的女子相爱。女子撒手人寰后，他独占了女子的孤女—其中可见《性心理学讨论》中那个小故事的影子。我们很难说纳博科夫究竟是学者型作家，还是以写作为生的职业小说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纳博科夫的兴趣排行榜中，小说只能屈居末端，他最爱的仍是蝴蝶—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鳞翅目昆虫专家，还曾一度在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担任副讨论员（他甚至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讨论论文）。在西方文学史上，像纳博科夫这样兼有学者气质的小说家不乏其人。比如索尔·贝娄，他 1946 年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英文系，1952 年受聘普林斯顿大学创作中心的讨论员。《赫索格》中那位充满思虑、不断写信的犹太知识分子，很明显是学者、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综合;比如美国小说家约翰·威廉斯，其带有性质的《斯通纳》在 1965 年出版时无人问津，时隔半个世纪后，这部被淹没的小说杰作重见天日，在批判家和读者的双重推动下，缔造了一个新的美国文学的佳话。约翰·威廉斯一生讨论文学，既是丹佛大学的学者，也是《丹佛大学季刊》（后改名《丹佛季刊》）的编辑，他将文学讨论者和分子的魂魄，毫无保留地投在了斯通纳身上。此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科等，都是学者型作家的代表。在此矩阵的另一端，则是那些不依靠大学机构和教育体制生存，甚至敌视批判家和文学讨论者的职业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