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形成的内部因素（一）群体个性与大学文化总结出学生亚文化群体的四种类型：“社团型”（文化体育爱好者、男女生联谊会），“职业型”（努力为工作和谋职做准备），“学术型”（刻苦钻研、埋头图书馆、计划攻读讨论生），“其它型”或“不落俗套者”（政治活动家、或放荡不羁者等）[3]（27）[4]。各个不同的亚文化群体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学生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的文化生活，更为大学文化给予了最为活跃和灵动的色彩。此外，每个时代的学生都有明显的代际特征，都有这个时代给予青年的独特文化。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主要群体考察（一）师生员工规模从 1952 年底到 1966 年，钢院的教职员工从 129 人进展到 2202 人，增长约 17 倍；老师从 80 人进展到 878 人，增长近 11 倍；行政人员从 47 人增加到 428 人，增长约 9 倍。其中，教授从 21 人减少到 20 人，副教授从5 人增长到 36 人，讲师从 3 人增长到 193 人，助教从 27 人增长到 590 人。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5][6]（193-202）。表中的师生比是指专任老师与学生的比例，职生比是指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比例，师政比是指老师与行政人员的比例。从学校招生规模来看，发生过两次大幅度下降，一是 1957 年，二是1961-1963 年，招生规模缩减了近乎一半。从老师规模来看，发生过两次大幅度增长，一是 1956-1957 年，二是 1959-1960 年。其中，1960 年老师规模达到 1030 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大四学生未毕业而提前转为老师），之后有所减少。行政人员发生过两次大幅度增长，一是 1958 年，二是1960 年。工勤人员发生过两次大幅度增长，一是 1957-1958 年，二是1960-1961 年。据时任人事科长的曲祥生老师回忆，教职员工的增长有两个高峰，一是 1956 年、1957 年，当时首批、第二批毕业生留校，补充了一大批老师；二是 1958 年、1959 年、1960 年，当时掀起“教育革命”高潮、“以钢为纲”，国家大力进展钢铁，学校扩展规模，致使 1960 年教职工数量比 1956 年翻了一番还多。关于学生招生规模的两次减少，一是因为 1957 年贯彻中央“勤俭办学”和“精简节约”的方针，使得招生大幅度减少；二是因为学校贯彻《高教六十条》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部分师资力量较弱或办学条件较差的专业停止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