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一七五○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从此一落千丈，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为什么呢？他的大哉问，涉及好几个环节，但是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当初看到这个问题时，觉得有趣，也粗略地看了一些文章。但是，觉得问题本身不好处理—对于任何可能的答案，有谁可以自信十足地回答答案对，或是不对？当有人提出解释时，最多可以增加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答案和其他的史实兼容，并不冲突，如此而已！对我而言，智识上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如何“拿证据来”！在试着响应“李约瑟之谜”时，哪些数据能够拿得上台面？除了揣测性的假说之外，有没有信而有征的证据，能直接或间接地呼应谜题和假说？这几年来，这个问题间或会在脑海里出现，琢磨一阵，又悄然遁去。不过，慢慢地，当我把它和其他问题一起联想时，至少在理论上，我认为可以编织出一套说得过去的说辞。所欠缺的，还是信而可征的证据。一九九五年，北大教授林毅夫发表宏文，提出有趣的解读。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培育出一批长于经史子集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他们的知识条件，不足以进展出蒸汽机和铁路火车等;另一方面，官僚体系里，站在捍卫本身利益的立场，他们也不会鼓舞，甚至会排斥和“圣人之学”相左的知识。直觉上，这种解释脉络清楚，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值得进一步探究：首先，除了官僚体系（士）之外，社会上还有农工商等其他部门;官僚体系生产句读之学，其他部门难道不能有各自的趋舍好尚吗？其次，令人好奇而且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华人历史上的官僚，会变成经史子集的书虫？假如是因为科举取士、独尊儒术，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二○○三年，另一位北大教授姚洋，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揣测。他用数学模型展示：假如农业部门能维持高的生产力，就不需要向工业部门求援，不需要用科技器具来提升效率。他认为，华人历史上，良田千里和土壤肥沃所在多有，对工业部门并没有潜在的需求。在观念上，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第一，对工业部门知识技术的需求，未必来自农业部门。假如商业和贸易部门发达，也可能衍生出类似的需求。第二，对于知识的探究，除了基于有用而诱发推动之外，也可能来自纯粹的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