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运动成因窥探关键词：“士”碑学文化转型那么促使清代碑学运动产生的原因究竟为何？在时代背景上，碑学始于宋代，于清中叶大兴，遂成汹涌澎湃之势。清朝前期政治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进展制造了适应的环境并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但历代刻帖的失真逐渐导致了帖学衰微，伴随着“馆阁体”的兴盛，又因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及清统治者的民族高压，使学者们纷纷钻进训诂考据的圈子，遂使金石考据之学大盛，引起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除了这些外部原因，我们应该从“书法”艺术的主体参加者“士”身上寻找根本原因，本文主要从“士”的文化建构在清代中叶碑学运动兴盛前的转型来谈谈。一、碑学与帖学碑学在狭义上指对魏碑的学习讨论。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大力褒扬北碑，并列举出北碑“十美”。而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则斥北朝书“虽差近古，然终不脱毡裘气。”[2]与“毡裘气”相对的则是刘熙载所称的“士气”，即“书卷气”。可见在古代文士的心中，追摹二王清雅气韵的“书卷气”才与他们自身的精神人格相匹配，粗野的“毡裘气”本该被嗤之以鼻。然清代中叶之后，碑学却被国人所喜爱，被文士所推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道：“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3]这背后究竟隐含怎样的“士”文化建构的转型历程，我们来具体分析下。二、“士”文化建构的转型历程早在西周时期，“士”便在文化上接受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中国的“士”从春秋战国时代已经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讨论‘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4]“士”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阶层，在战国中晚期已经正式形成，此时的“士”已从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上升为新社会结构中的“四民之首”。随后，“士”的地位不断提高，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确立，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并累世居官的家族，士族大家遂兴起。至东晋时，士族达到极盛。综合整个书法史来看，中国书法艺术的进展进程与“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总体成一致的趋势。书法在东晋的大繁荣大昌盛，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由“士”一手促成的。魏晋士风的演变，正是在道家“尚自然”的理论下，“士”追求不累于俗，不受制于外物束縛的精神愉悦，追求行为过程中的自怡，“必脱弃势利，而后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