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知识点梳理VIP免费

第七章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受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开发署等国际组织委托最近两年我有机会在北京、上海、大连、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及银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1996年下半年我又应邀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及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作为期半年的访问。期间我有机会向美国的一些学者（如苏东经济改革方面的权威、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JEFFREYSACHS，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权威、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JANOSKORNAI，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哈佛大学教授DWIGHTPERKINS）及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对中国及苏东的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习与讨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对此深有感触。本文根据我最近的一些研究与学习心得来讨论中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一、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之前本文先试图冷静地分析邓小平改革成功背后的客观经济因素及中国今后改革所面临的实质性挑战。这些概括性的宏观分析对透彻理解中国国有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有极大的帮助。（一）邓小平改革成功的客观经济因素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主要贡献对内是放权改革（主要是解放农民并允许农民从事工业），对外是开放中国（主要是允许对外贸易与投资，特别是在经济特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广大农民历来就不服强制性的管制。而今天的世界基本上由市场经济支配。因此不引进相对自由的市场机制是无法解放农民也不可能发展对外贸易与投资的。解放农民、开放国际贸易与投资是两件中国在几百年前就应该做的事。但是由于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要等到邓小平在他70多岁高龄的时候才真正有可能来做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前就做过的事。当时中国人多、地少、资本技术更少。而相对来说，西方发达国家人少、地多、资本技术更多。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种地的收人入只有中国工人收入的零头，连饭都吃不饱。而中国工人的收入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零头勉强维持生存。可以想象一旦将中国农村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闲置廉价劳动力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搞市场经济积累起来的丰富资本与尖端技术，通过市场相结合（正如今天中国的合资企业与乡镇企业），其解放的生产力将远远超过西方19世纪经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种生产力的释放将足以维持人民生活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显著持续升高。生产力增长的来源很简单，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铁路、电报及大规模生产所必需的经济法规制度必须一个个发明创造出来。而1978的中国只需模仿与照搬。高速公路、波音飞机、电视机、计算机、移动电话、各类消费品及股票市场、公司法、中央银行、甚至经济特区等等都是在西方及亚洲市场经济中久经考验的产品或制度。中国可以照抄公司法、仿造高速公路、贷款买波音747。在邓小平1978年当机立断确定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方向时，中国不仅立即享受到市场经济本身的高效益还可以享受许多经济发展后来者的优势。事实证明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通获得显著提高来华外国投资者也获利非浅。短短的十几年中国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持续高增长。（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并不是奇迹可是中国经济至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称不上是奇迹。早年的西欧及美国、最近的日本及亚洲小国在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时都曾经有过类似的赶超经历。最近哈佛大学、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些研究显示，由于中国的地理优势、经济发展后来者优势、人力资本优势以及市场取向改革政策的正面影响等因素，中国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以往的国际经验恰恰相符，并没有超出世界历史已有的经验。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个权威性研究报告（AngusMaddison：MonitoringtheWorldEconomy1820-1992）发现，以1990年的美元计算，全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00年到1820年的三百二十年间只从565美元增加到651美元；而到1992年则增加到5145美元。也就是说，自1820年以来的172年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八倍，1820年之前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世界人均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增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然曾经创造巨大财富与古老文明，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