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扬州评话《武松》的历史反思 孙龙父(1917―1979)与王少堂(1889―1968)两位先生合作整理《武松》,其成就与经验值得记取和反思
有文字记述说书以来,只是书台上的表演,艺人不会奢望说书会变成纸质本置于案头,更不要说跨文化、跨语系传播
出版《武松》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艺术形态转换,评话有了变听讲为书面阅读的传播经验
此举打破了知识阶层文化与市井细民文化间的壁垒,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建立起通道
孙龙父在没有理论准备与经验时被委以越界的工作,却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他从未介入过扬州评话艺术,却日益加深对它的热爱,从《武松》整理起始,进而致力完成《宋江》《石秀》《卢俊义》三部书
他与王少堂先生的交往从身份礼敬、商榷书情到寻找与建立共识、彼此信任,形成了比合作关系更高的交谊;在此过程中他实现超越、展开理论思考,延伸到扬州评话的历史深处
整理扬州评话遵循戏曲改革的原则,乘 1959 年国庆献礼的东风出版
整理出版扬州评话《武松》的酝酿过程长达五六年时间:1953 年王少堂在南京夫子庙红楼书场等处说书,南京市文化局用一年多时间录音、笔录,记下“四个十回”大书(武松、宋江、卢俊义、石秀,石秀仅最后几段未记录完整)的全部书词;1954 年移交扬州市文化处后,又和少堂老人核对书词,更记录整理其《我的学艺经过和表演经验》
“王派水浒”的整理工作遇到过两道“门槛”
其一是“戏改”,必须整理改造“王派水浒”,使之符合《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体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1958 年秋天,王少堂进京参加全国曲艺汇演,老舍在《人民日报·副刊》撰文《听曲感言》,推崇“他的口中没有废字浮词,直录下来就是好文章”,然而直录下来的书达到了“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阔人民的重要武器”的改革要求吗
“王派水浒”来自旧时代,必定沾有封建意識,1958 年他被选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