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 【内容提要】 “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关 键 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冲击－反应”论 毛泽东 国情观 革命论 “冲击－反应论”曾经是西方学术界分析中国国情以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主流性观点。一般认为 20 世纪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但如果追根溯源即可发现，该观点是由赫尔德等人开创，由马克思发展、费正清等人集成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可以说是“冲击－反应”论的一个中间环节。中国革命导师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就明显受到马克思的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影响。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得出了自己的革命论，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因此，考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渊源关系，对我们认识毛泽东的国情观和革命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冲击－反应”论的来龙去脉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分别出现了前者从先行到落后和后者由后来而居上的巨大变化。在西方引领时代大潮背景下，一些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开始运用他们的思想利器——自由价值观，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重新剖析过去被理想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停滞论”即是这种重新认识的产物。18 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无法向工商业转移，社会没有向平等、自由转变的机会，从而导致发展停滞不前；而欧洲近代“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1](P371)。稍后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则从文化角度分析问题，批评中国文化是一种“幼年文化”，因此，“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停滞不前”[2](PP87-95)。其后，黑格尔又从“家长制”压制个人自由的角度深化了这种观点，由于个人没有任何主观自由，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他还天才地预见到“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