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伦理分析研究 开题报告VIP免费

开题报告1．结合毕业论文课题情况，根据所查阅的文献资料，每人撰写2000字左右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1关于高管减持的研究1.1高管增持与减持1.1.1国外研究JensenandMeckling(1976)将代理成本、管理者行为与所有权结构归入企业管理的研究体系。他们认为无论是由管理层直接持有股份，或者是外部股东对管理者施加一定程度的监督，都将导致代理成本的降低，从而提高公司绩效。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管持股的激励效应(IncentiveEffect)。Morck,Shleife和Vishny(1988)认为，管理层的行为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来分配公司的资源，这种行为可能会使外部股东的利益受损。但是，若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就能使其与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趋同。他们的研究表明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5%以下时，托宾的Q值会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介于5%-25%区间时，托宾Q值随高管持股比例上升而下降；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25%时，托宾Q值随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Stulz(1988)的研究结果显示，公司业绩与高管持股比例的关系类似于倒U型。公司业绩会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上升而提高，但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管持股比例的上升反而会使公司业绩下降。他们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上升阶段，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高管的个人利益与公司业绩趋于一致，而在随后的下降阶段，高管持股比例的继续上升，将导致公司被接管的可能性降低，对公司的控制地位提高，因而高管可能会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利用此时的控制地位来侵占公司利益。这种效应被称作管理者股权保护效应(ProtectionEffect)。Morck,Nakamur和Shivdasani（2000）对日本企业的研究发现：在日本，公司业绩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此现象是基于其背景原因的，即日本公司间相互持股以避免接管问题的出现，这样便消除了高管持股的保护效应，只剩下激励效应。1.1.2国内研究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由于，目前国外的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完善，因此国内学者们更偏重于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寻找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业绩与高管持股之间的内在联系。孙永祥和黄祖辉(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的增加，托宾Q值先是上升；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0%时，托宾Q的值就开始下降。魏刚(2009)认为公司高管的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上述学者所认为的“”区间效应。吴淑琨（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我国主板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一直很低，而对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特别是创业板，高管持股比例相当高。但是，从创业板开板到目前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国研究领域对于创业板中高管持股的研究还是个空白。因此，对于创业板中高管持股关系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1.2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减持与财务绩效陈小悦、徐晓东（2001）通过收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非保护性行业，企业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然而，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明显。张国林、曾令琪（2005）对股权机构与公司业绩、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将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绩效。其实，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并不鲜见，尤其是我国的沪深股市正面临着大股东解禁、限售股减持的困境，高管减持的问题更值得关注。1.3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减持与社会绩效对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早期研究主要从企业如何处理社会问题和承担社会责任两个方面来评价企业的社会绩效。Caron（1979）提出了一个公司社会绩效的三维概念模型，分别是社会责任的类别，社会议题和社会响应程度三个方面。Wartick和Cochran(1985)的CSP模型，进一步综合了卡罗尔模型中提出的责任、回应和社会议题的三个维度，用原则、过程和政策的框架进行了重新构建，并且详细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有效回应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模型的层次性、整体性和连续性，摆脱了对社会责任纯粹概念上的讨论，赋之予更实用的管理意义。但企业社会绩效中所包含“”的绩效，即对企业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