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身份与劳动关系变迁VIP免费

契约、身份与劳动关系变迁——国企改制以来的国家与工人阶级李锦峰2012-12-0614:41:43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3期【内容提要】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的劳动关系通常被表述为行政化向契约化的转变。本文的讨论则以身份和契约作为核心变量，以二者自身内涵的变化以及在国企改制前后结合形式的差异为主线。典型单位体制下，劳动关系的行政化不过是国家与工人阶级社会契约的外在形式，它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单位身份。国企改制是将劳动关系商品化的过程，而劳动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是因为契约关系发生了变化。它分为两部分：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契约表现为调控性的政策和法律；工人和企业的契约表现为市场劳动合同。而工人的单位身份则转化为公民身份，它是现代契约的基础。这一身份的转换表明我国开始以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构建社会。【关键词】身份契约劳动关系从经验上来看，商品生产最初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工厂内部事务，由此形成的劳动关系①也是私人契约的性质。后来因为战争等原因，工厂才逐渐成为公共场所，劳动关系成为国家政策和法律规范的对象。(阿利埃斯，2008：34)中国的现代产业工人从产生之日起就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②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和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它们曾经独立发展、缺少直接联系。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二者才可能成为理所当然、熟视无睹的话题。为了重新将这个被忽略的话题展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挖掘国企改制以来国家与工人阶级问题变化的奥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二者之间相互衔接的基础是什么？在国企改制之后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认为，身份和契约是衔接国企改制以来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基础。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长久以来，正是工人阶级命运同国家紧密相连的事实构成了身份与契约问题讨论的前提。只不过，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方面，作为衔接基础的身份和契约，其内涵和相互的结合形式都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并不是其中单独的某一个变量，而是它们之间的结合及其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当前和过去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状况。概括来说，典型单位体制下，国家与工人阶级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2005b;,1996;,2000;&,2010;,1999)。它与工人阶级的单位身份一起发挥作用。国企改制以来的改革是将劳动关系商品化的过程，而劳动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是因为契约关系发生了变化。它分为两部分：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契约表现为调控性的政策和法律；企业与工人阶级的契约表现为市场劳动合同。而工人的单位身份则转化为公民身份，并构成现代契约的基础。传统的研究往往不重视或割裂了契约与其身份基础之间的联系，并且经常用不同层面的概念描述劳动关系的变化(如“从身份到契约的变迁”详见后文解释)。将劳动关系的变迁重新纳入到以身份构建契约，契约影响身份的架构中，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关系的变化实际是社会契约同单位身份结合向现代契约同公民身份结合的转变。另一方面，从这一变化我们可以认识到劳动关系变迁的实质是一种集体主义劳动关系建构向个人主义建构的转变，这是根本性的不同。所以后文的论述虽然为了行文方便将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契约关系的变化以及作为契约基础的工人身份的变迁作了两个标题，但实际的讨论还是以二者结合的方式进行的。一、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契约关系：从社会契约到现代契约的转变国企改制以来国家与工人阶级契约关系的转变是市场化改革③的必然结果。按照倪志伟等人的讲法，是“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或“市场转型”()(,1989;,2000:1)的必然结果。塞勒尼所说的“再分配体制”指的是所有社会剩余都集中于中央的分配系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特征。(，1978；李路路，2003：4)从国家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讲，它实际是一种利益交换的社会契约机制。“再分配体制”的实行必然要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工人配合，只不过后者通常是隐性的。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国家通过再分配体系赋予工人广泛的福利待遇和宽松的工作场所；另一方面是单位体制下工人的政治合作和政治沉默。市场化改革赋予企业和劳动者以主体地位，也就从根本上将单位身份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