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白先勇在当代曾被誉为“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各样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北京大学袁良骏教授曾做过统计，在白先勇小说中刻画了大约八十名女性形象，而在这其中“风尘女子”1的形象颇为特殊。这一类女子在早前文学作品中长久性地处于一个“边缘地带”，敏感且难以把握。而白对于这一类女子却充满了怜悯爱惜之情，她们通常身处接待宾客的会所，或是陪酒跳舞的舞厅，大多美丽却身世凄惨，对情感充满了欲求却往往迷失在情爱之中无法自拔。她们有着不尽相同的个性，却又牺牲于命运的因果循环，或美丽地消逝，或激进地灭亡，在白的作品中极具个性色彩，值得被人称道。其中对于“风尘女子”的描绘，在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更是尤为精彩，体现了作者在描写女性角色上的工夫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著名批评家欧阳子在其研析《台北人》的作品《王谢堂前的燕子》中开篇即论及此点,并给我们提供了一副井然有序的《台北人》人物图式:“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了休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2在这些“风尘女子”群像中有像尹雪艳一样的社交民女;有像金大班一样的低级舞女；还有五宝娟娟等的青楼妓女。在《台北人》的序言部分就引用了《乌衣巷》的诗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句词为整部作品奠定了凄凉哀婉的基调。这实际上也是写了这些穿梭于繁华台北的底层娱乐场的女子。她们的过去可能是风光美好，或者是美丽骄傲的，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漂泊到了台北就便为如诗中所写，身处“王谢堂前”，敌不过生活的消磨，辗转与风月场之间，在情感与欲望的抉择之间逐步走向灵肉分离，最终成为白笔下的“风尘女子”。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曾经与现在的对比，是时代的更迭，更是生活的蹉跎，造就了其中大多数人物的悲剧结局。而作为红楼文学的资深研究者在对女性形象的创作中也融合自己对于红楼女子的理解和思考本文将从白的《台北人》入手，在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探讨总结，对白笔下的“风尘女子”的形象作更深入的剖析。在这些形象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启迪，为今后在创作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1黄静：《晚淸和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的欢场书写》，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07年。2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尔雅出版社，2009年6月，第15页。一、囹圄之中的迷失：“风尘女子”形象特征在白先勇所描写的一系列身处风月场的“风尘女子”其形象都具有着典型特征，不论性格泼辣直率还是性情优柔寡断，都同样徘徊在情感与欲望之间，她们身上充满了矛盾，同时也渴望着摆脱她们自身所处的囹圄之中。在吴爱萍的序偶作品《男权社会的“他者”——也谈<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中就写道“这些女子无一例外地，在情爱世界里找寻真正灵魂的归宿，但又身不由己地卷入肉体欲望的旋涡之中。”3（一）身陷于风月场所的囹圄之中对于“风尘女子”这一特殊形象，近年来得到许多关注与研究。4这些女性形象大多生活在上个实际二战结束以后动荡悲哀的时代，而何为“风月场所”，实际上可以将这些女子也看做是女性中的边缘人物。这些女子都是生活在娱乐场所，她们的职业身份从一开始就和一般的女子不同。她们用才艺甚至是肉体去换取生活，而那个时代一般的女子要有稳定的生活只能选择嫁做人妇，自始至终依靠一个男子，但这对于这些“风尘女子”就是一种奢望。就生活精致，思想前卫，性格玲珑的尹雪艳来说。她曾经是名号响彻上海百乐门的第一歌女。但是名号再如何响亮，风光再无限，都不过是个歌女。她不过是浮沉在风月场所的一支漂亮花朵而已，这样的身份就注定要攀附权贵，做过处长夫人，但是流落到台北以后，却还是重操旧业，游走在上流阶级的酒局之中，接受世俗的流言蜚语。这样的身份如何去得到命运的眷顾呢？恐怕只不过是一种奢望。尹雪艳毕竟曾经风靡一时，那么《孤恋花》中娟娟的身份地位比起尹雪艳更是凄惨悲哀，连上流社会的香气都没有闻到过的她，一直做着陪酒女，带着这样的身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无疑是一种悲剧的兆头。她们要做的无非就是攀附权贵，巧燕欢笑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