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在大陆的读书界已颇有名气，这主要得力于他的《胡适杂忆》和《晚清七十年》等几本书在此岸的出版发行。唐先生勇于立论且涉笔成趣，虽托身学院但论学却没有学院气，这是他的书拥有较多读者的原因之一。唐先生的几本书，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有味，不仅因为书中那些令我叹赏的议论，也因为书中那些令我疑虑和拒绝的观点。我觉得，唐先生之所以有这些令我不能接受的观点，主要源于他作为一个在美国讨生活的华人学者特有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是大值得玩味的。 这里只说说唐先生对胡适的非议。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的小友，作为一个对胡适的道德文章从内心发自仰慕的人，唐先生并没有以感情代替学理。他不仅说了他所认为的胡适的伟大功绩，也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胡适的重大缺陷。从遣词造句中，感觉不到唐先生对胡适有丝毫的偏袒和讳饰。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也是极值得大陆的文入学者效法的。唐先生对胡适的非议，有些是十分精辟深刻的。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指出胡适成名太早，“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生活经验极其单纯，对民间疾苦所知甚少，更无切身的体验，所以写不出那种字字血泪的文章。这种观察便很是准确。唐先生又指出，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起，就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不曾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一生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而“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这也算击中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要害。不知民间疾苦和不懂经济理论，这二者其实是相连的。当时中国最广阔的民众的生存状况，算是中国实际的经济，而各种经济学说则是理论上的经济。只有既对现代经济理论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深为熟悉，谈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才能更搔到痒处，也才能为当时的中国找到一种庶几可避开重大社会动荡和历史悲剧的方略。而对中国的政治有极大兴趣的胡适，却既不具备理论上的经济知识又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这不仅是他“晚年”谈政治的致命伤，也是他一生谈政治的致命伤。这种在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身上表现出的致命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集体的缺陷。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被认为软弱无力，之所以以失败告终，这该是不应被忽视的原因。 但因为胡适有这种“致命伤”而否定他对政治的谈论，认为他那些关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言论都没什么价值，则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