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财政金融服务控制分析1引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部门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部门，农业投入能够提高可供交易的农产品量、增加农民的收入流［1］。对家庭模式下的农业活动起支配作用的政策的任何变化，将不仅会影响生产，还影响到消费和劳动力的供给［6］。制度政策的不足与不恰当，导致农业生产及产后投入不足，加剧了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如：农业保险的缺乏，无法弥补农民所遭受的自然损失;农业财政补贴结构与投向不合理，未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正规金融无意提供农业贷款，农业投入受到限制;土地、房屋、户籍与生育制度限制资源的合理流动，降低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为防范、控制并化解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需要调整农业制度与政策，实施财政金融服务反哺农业的措施，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形成纳克斯所称的“产业部门间的平衡增长”，增强帕累托改进。但从已有研究文献看：除冉光和实证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及其配合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同影响［7］，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实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得出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制度导致的中国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际需求间不协调的事实外［8］，其他论述基本上属于理论与政策分析，缺乏实证支持，其余研究隐含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是通过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能有效控制其绩效风险的逻辑，少有涉及财政金融服务控制农产品商品率及其绩效风险的文献，也少有研究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关系。本文拟通过建立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关系模型展开实证研究，提出控制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的财政金融服务建议。2财政金融服务控制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的理论基础2.1制度分析建国伊始，国家为确保工业化的实现，抵御外来压力，为快速建立完备的工业化体系所面临的现实的长期的“理性”选择就是：国家通过财政制度单方面参与农业剩余分配，金融制第1页共8页度上动员农民剩余储蓄和经济资源，将金融财政化与实行农产品低价限制吸取农业剩余和农业经济资源的方式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这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初始最优选择，也是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财政金融服务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资金发展资源积累的最优路径选择。这种财政金融服务与农产品生产价格限制的制度与政策选择，削弱了农业自身发展的资金与资源积累而被弱质化。基于国家控制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下的财政金融服务体制、结构与功能和农产品价格管控，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实施而有所改善，但综观中国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发展，财政金融服务依然倾向工业和城市。从1985年到20XX年，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平均在8%以下，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536‰;1985～1997年间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份额一直处于10%以下，1998～20XX年长期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财政金融服务工业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通过财政金融渠道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所需资金。1984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农村合作基金组织由于背离了它的宗旨，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未能支持农业发展而被清理。1988年在政府主导下，改革开始转向城市和工业，财政金融服务更注意城市和工业，农村改革最终没有能诱导出农村经济的内生金融［9］。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大量注入财政资金以消化国有金融机构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同时将其企业化、股份化改造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营利性金融组织，释放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供给短缺。进入21世纪，政府不断向金融机构以财政还款方式实施融资参与城市建设和经济活动，而不顾及财政金融服务调控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新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农业剩余支持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现在正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10］。2.2理论基础弗兰克X8226;艾利斯认为有效的农业投入能够帮助农民规避农业风险［11］，冉光和认为财政金融服务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失灵的重要工具，是从分配和流通领域起主导作用的工具［7］，是最有效的激励性工具。冉光和认为政府通过财政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