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影评篇一：影评：《金陵十三钗》解读与反思《金陵十三钗》在美国境遇不佳，许多人不理解，事实上道理非常简单，美国观众细粮吃惯了，吃不惯太“糙”的饭食。假如有时间看看同样是关于二战的影片《生命的重托》，就不难理解美国电影评论人何以称《金陵十三钗》为张艺谋最糟糕的电影。不是张艺谋的艺术档次不高，也不是中国观众的艺术档次不高，而是国情使然。中国是讲礼制的，国人历来将女人的贞节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关于女人，“节”的根本内涵确实是贞节。1944年发表的《荷花淀》（孙犁）中“夫妻话别”一段，水生叮嘱水生嫂说：“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孙犁随后写道：“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容许了他。”这篇小说是写于战争年代的，人们非常少分析这两句话所包含的深层文化心理及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人批判过孙犁的乐观主义，但这两句话彰显了小说的文化容量，增加了其民族性元素。性，是人最根本的需要，原始而具有消灭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张艺谋无疑对中国文化史有过研究，他能抓住国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在中国民间，辱人妻女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其家族也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鲁迅说中国封建礼教的本质是“吃人”，尤其是对女性格外严酷。虽经历了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但在民间，贞节观仍然妨碍深远，从水生夫妻的对话即可看出，贞节观已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认识，因而水生嫂才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一句”，大概做丈夫的提出如此的要求是“大爱”，而不是对“女人”生命的不尊重，丈夫完全有权利要求妻子何时该以生命抗争，以现代生命观看，个体有生存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得干预。水生嫂所以不会有现代生命认识和平等自由的观念，她会理所所以地容许丈夫的要求，而且觉得丈夫是出于爱和保护。张艺谋抓住了国人的软肋，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强奸杀戮中国妇女，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看，都是下作的、遭人吐弃的行为。电影通篇给观众性的暗示，也是对日本人所谓“圣战”的最辛辣的挖苦。二战完毕后，慰安妇事件一直是中国人的难言之痛，出于正义也非常少有人敢站出来作证，玉墨之“毁容”、“整容”不肯与孟书娟相认等情节，中国人能够得到情感的共鸣，美国人却因文化的缘故不理解。曾经有一位美国留学生咨询我为什么中国人会喜爱林黛玉，这个女小孩百思不得其解。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与郝思嘉似的美国性格有着太大的差异，就像现在的小孩们不理解喜儿（《白毛女》）何以不肯跟黄世仁，而喜爱大春一样，美国人没有经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不理解中国礼教“吃人”的本质，无法揣摩中国女性在“贞节观”养成下的复杂的文化心理，以致对电影中的相关情节不理解，甚至误读、鄙夷，是在所难免的。从中世纪走过的欧洲，或许能从电影中看到历史的悲凉与沧桑。显然，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差异。其次，《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都存在着深度不够的咨询题，仅以玉墨的“毁容”与不肯与孟书娟相认为例，“毁容”是玉墨对“旧我”的否认，“旧我”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捐躯救人的“英雄”与艳名远播的“美人”，一是民族屈辱的化身，而后者在她日后的生命中会不断被强化，被人们言说。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有精辟的阐述，他说：“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助，因而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慢慢聚拢，既不羞本人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罚，只是七口八嘴，谈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原为妓女的玉墨对国人及国之情况颇为理解，而慰安妇是为侵略者提供过性效劳的女性，她之不死，不管出于何种高尚的理由，都已使民族和国家因她蒙羞，一个女人不洁的身体承载着侵略者的暴虐和民族历史的重负，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玉墨已无力在战后承担。她以“毁容”（死亡）谋取方式上的重生，孟书娟的执着寻找，及她从背影中“指认”的玉墨风姿是一个隐喻，遗憾的是，电影艺术的瞬间性使观众来不及深究和体悟，“毁容”后的玉墨重生的希望成为一个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