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安全文化与安全意识的差异中西生命价值认识的差异“惜命如金”、“珍视健康”，这是西方人的生命价值理念。但在我国的近代文化中，这往往被视为“活命哲学”、“贪生怕死”。我国近代社会中推崇的是“不怕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人的生命和健康与“事业”、“主义”相比往往置于之后。这种观念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对生命的“贱踏”和“无视”，导致了“要钱不要命”的现象盛行。充分认识人的生命与健康的价值，强化“善待生命，珍惜健康”的“人之常情”之理，是我们社会每一个人应该建立的观念。我们不同的人应有不同层次的生命价值体现，员工或一般公民的生命价值观主要是“爱人、爱己”、“有德、不违”。而对于管理者和组织领导者，则应表现出：用“热情”的宣传教育激励教育职工；用“深情”的关怀保护和温暖职工；用“绝情”的管理严爱职工。以人为本，尊重与爱护职工是企业法人代表或雇主应有的生命价值观。行为文化自律性的差异西方文化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这就是科学和法律，特别是近代的西方文化中，法律对行为的约束力是强有力的。这种行为文化可追溯到犹太教“摩西十诫”两千多年来对西方人的主流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力。因此，现代西方人对法律的遵守深化到行为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安全方面，西方文化表现为对安全规章和安全制度遵守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西方人行为的道德准则强调的是“人的权利”。要保障人的权利就需要遵守法律和制度。因此，西方文化注重法律，侧重科学精神，这种文化塑造的行为准则有利于人的行为循规蹈矩、遵章守纪，按制度办事的原则的形成。中国文化的基础是道德。在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孔子思想中，见不到像“摩西十诫”这类的戒律。孔子从不鼓励为政者颁布律令，而鼓励以身作则，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显然，这种建立在人与人相互行为影响模型下的文化，对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现代技术环境中的生活方式，极其不相适应。这也是生产过程中发生“三违”现象，以及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执行不下去、严不起来”的文化基础。可见，从安全文化的角度，西方的行为文化更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生产的发展。人权观念的差异我国长期以来在观念上甚至法律上重视“物权”程度高于“人权”，生命权、健康权，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受到忽视。在社会活动甚至安全生产过程中，当事故来临时要求为“国家财产”奋不顾身，面对危及生命的紧急关头不能“贪生怕死”。这些“国家财产第一原则”的表现，与现代社会提倡的“生命第一原则”的观念、法律确定的“紧急避险权”的权利和科学原理主张的“科学应急”格格不入。这种人权观形成的社会基础，不能不认为是导致我国全民安全素质低、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安全生产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生命高于一切”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观念得到重视，保障劳动者、公众或个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落实安全生产，做好劳动保护工作是重视人权、体现人权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安全意识上的差距在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公民基本生活无须担忧，人们所关心的就是生活质量问题，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安全问题。因此，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其心态可以描述为是一种主动的“我要安全”。尤其是在日本，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国民防灾安全意识非常强。例如，日本家庭每年都进行紧急逃生演练；日本人每到一处新的环境，首先观察默记紧急出口位置，对于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做到事先心中有数。再如交通安全，美国和日本的行人与司机都很遵守交通规则，很少有乱闯红灯的现象，并且已经形成一种自觉，哪怕在没有车辆行人和交警的情况下，行人与司机也遵守交通灯的指挥。这是一种交通安全意识。而且，日本和美国，在交通问题上实行“人车相会，行人优先”的法则。在我国，行人、自行车与机动车辆抢道的现象非常普遍，造成的交通事故数不胜数。更有一种新趋势，即行人和自行车违章抢入机动车道、乱闯红灯现象比机动车违章更普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全民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