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收益权信托的法律分析裴欣金融创新促进金融体系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伴随金融风险的产生。资产收益权信托作为信托产品的创新模式，其基础资产可拓展至房地产收益权、矿业收益权、基建bt项目收益权、股权收益权、股票收益权、应收账款收益权等多方面，但资产收益权信托却一直未获正式的司法支持，隐含法律风险较高。20XX年备受瞩目的“安信信托昆山纯高案”作为我国首例资产收益权信托判例，对未来的收益权信托法律规制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XX年，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昆山纯高”）签订了《昆山—联邦国际资产收益财产权信托合同》，约定基于“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收益权设立财产权信托，由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规定，双方另行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及抵押协议并办理抵押登记，同时办理公证。20XX年9月，昆山纯高未在信托专户存入最低现金额，直至20XX年9月贷款期届满，也未能兑付资产受益权款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违约风险发生后，安信信托于20XX年3月提起诉讼，要求昆山纯高返还巨额贷款本金、罚息、违约金及复利。同年6月，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纠纷性质为营业信托纠纷，即资产收益权信托纠纷，所签订信托贷款合同为形式合同，但抵押协议有效，要求昆山纯高偿还安信信托1.06亿元本金以及1400万元罚息，对于以贷款为诉求主张的罚息、违约金、复利等诉求不予支持。后双方均提出上诉，20XX年12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资产收益权”的法律性质根据我国《信托法》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且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当前我国信托实践中，“集合资金信托+开发贷”和“资产收益权转让+回购”模式产品出现频率最高，其中资产收益权模式的信托财产通常为“特定资产收益权”。资产收益权是单一财产或财产集合的权利，尽管理论与实践对其涵义都未有清晰界定，但该模式已广泛出第1页共5页现于信托业务实践中。收益权一般依附于基础财产或权利，其内容随基础财产或权利的不同而变化，对其具体权利类型不能统一而论。学界有观点认为，由于资产收益权在民法意义上实际为“期待利益”，仅享有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的“收益”权能，并无法真正转让，必须依附于所有权而存在，无法成为确定的信托财产；而另有观点则认为，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财产性权利，资产收益权具备成为交易标的的条件。因此，本案的焦点一就在于“资产收益权”的法律性质。笔者认为，本案所涉收益权即以基于“昆山—联邦国际”项目的基础资产收益权（作价6.27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建筑面积80370平方米的在建工程为基础财产，属于以合约方式约定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该资产收益权具有明显财产属性，依附于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具备成为信托财产的条件，但资产收益权存在“确定性”瑕疵。为避免委托人对基础财产的再次处分导致收益权与所有权相分离，昆山纯高将基础资产抵押给安信信托并办理抵押登记，以维持资产收益权的稳定性，基础资产从而无法再行设置权利负担，受托人利益得到保障，从技术手段上规避了对基础资产再处分的潜在风险，但也衍生出对于两份合同两种认定的争议。二、资产收益权信托析理资产收益权信托是指以资产的收益权，即以“基础资产预售、销售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和处分所形成现金收入的权利”作为信托基础财产，并通过管理、运用、处分获得收益的方式，受调控政策的影响而产生，解决了开发商前期的融资困境。资产收益权信托的委托人即为融资方，通常为基础财产的所有权人，委托人对于基础财产收益权进行认购，信托公司将该资产收益权予以分割并完成对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转让，投资者支付收益权的转让价款，信托公司再将该款项转交融资方以完成整个融资过程。从法理角度看，收益权信托的本质是法律上的期待权与信托法制的结合产物，实务中已不鲜见，但作为信托业务创新模式却一直未获得明确法律支持。就本案而言，昆山纯高一方作为委托人并享有一般受益权，安信信托则为受托人。安信信托诉称信托贷款协议有效，双方纠纷为信托贷款合同纠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