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乡镇民主及其迷思对于乡镇体制改革问题的再思考VIP免费

乡镇民主及其迷思对于乡镇体制改革问题的再思考一、关于乡镇体制改革前提的两个误解今天针对三农问题最大的改革呼声在于庞大的乡镇官员人数和由此而带来的财政难题，连前总理朱镕基也曾在公开场合下批评基层政府是“吃饭财政”。正因为这一点，不少谈论乡镇体制改革的人开出的药方是裁减甚至撤销乡镇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果真如此吗。起码笔者实地访谈的乡镇干部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们都无不强调乡镇工作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毕竟这涉及到许多人的饭碗和养家糊口问题，其次恐怕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再者，就算不论这种想法是否真的可行，也要问问其前提是否成立。因为讨论乡镇体制改革问题，从什么样的前提出发往往决定着考虑问题的思路。当前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极为常见的误解：一是认为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是“国权不下县”，而现在政府一直延伸到乡镇一级，因此才带来庞大的问题；二是认为现在的官民比例过高，不仅高于过去的历朝历代，而且也大大高于欧美西方国家。但是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把事实过于简单化了，从而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因此下面首先要对此予以澄清首先是很多人谈到的官民比例过高的问题。唐亚林在最近一篇名为〈美国的官民比例及其它〉的文章中指出（载于“世纪中国”网站），尽管统计资料的来源各不相同，但官民比例的数字大致差不离，如从纵向看，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人，唐代是：人，明代是：人，清代是：人，年是：人（一说是：人），而今天是：人（一说是：人）；从横向上看，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人，印尼是：人，日本是：人，法国是：人，美国是：人。但此对官民比例的比较是否真的符合实际。唐指出上述数据很有误导之嫌。从美国年出版的《公共行政的技艺（第八版）》一书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官民比例当时就已创纪录地达到了：人左右而在之后，官员人数就增加更多了。因此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美国的官民比不但不低于中国，反而还大大第1页共13页高于，因此用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照样占了大头。当然，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简单。因为美国社会是高度分化的，人员流动、产业流通以及社区服务等都很发达，美国政府雇员人数很多并不能证明他们也是吃饭财政。比较的关键应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都干什么去了。美国各层级政府的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在当代中国去恰恰相反，“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奇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美国的官民比例虽高于中国，但他们却并不是吃饭财政，这也可以反证中国很多“吃皇粮的”都是冗员。由此可见，仅仅根据政府人员的多寡来判断一级政府的存在是否合理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这是横向的比较，再来看纵向的比较。不少人把传统的政权组织模式作为一个参照系，以此来论证撤销乡镇政府的合法性。这种看法也有相当大的误解性。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不少人对于传统社会有个“国权不下县”的误解，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持这样观点的人学者在乡镇体制改革问题上，也往往倾向于撤销乡镇政府而建立县派出机构，如温铁军先生是一个代表。但问题是，正式官员到县为止并不等于国权也完全如此。就如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如秦晖先生是一个例子）指出的，从中国历史来看，尽管国家正式官员只委派到县一级，但是乡间许多事务仍然要交由地方上的各式胥吏来处理。而且即便在有宗族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有两项主要的政府功能始终是没有放手的：其一是通过职役系统实施的税收功能，其二是司法功能。因此虽然官员到县为止，但是基层仍然有许多非正式的胥吏来处理事务，特别是财政方面的事务。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自治，既然由胥吏来收财，由此引出的种种问题也常和此有关。把中国传统的基层行政体制理解为是“与民无争”、或自治型的世外桃源，那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事实上是正式官员虽然委派到县一级，但是在县以下，国家政权依然要依赖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胥吏来运作。由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