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预算与和谐社会建设一、政府预算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意义政府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在《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中首次指出了政府预算的政治性，他认为政府预算所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如何进行组织协调以决定政府及其各层级、政府和私人活动的相对主导地位，以期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全面发展，具体运作过程中，还将涉及到谁获利，谁损失，谁受益，谁支付等细节问题。”我认为政府预算收入的政治性是财政性资金在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范围内的分配，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而政府预算支出的政治性是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社会公共物品，实现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这种经济手段解决社会和谐发展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预算的政治性应该是力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了财政预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建设、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提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论点，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指出了政府预算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预算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预算约束保证社会和谐，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二、政府预算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现状分析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可喜佳绩，但在社会和谐中还有诸多问题。比如，人与自然方面，环保投入的预算约束力度不够，太湖蓝藻事件使百亿治污蓝藻投入演化为蓝藻寓言，百亿投入太湖治污16年功败垂成；全国七大水系两个重度污染问题；政府采购强制选用节能降耗产品等等。又如，人与社会第1页共6页方面，温家宝总理讲，社保资金是高压线，任何人无权挪用，而上海挪用事件；公款吃喝玩乐屡禁不止，各种会议泛滥成灾，政府兴建的各种培训中心、会议中心、疗养中心及其附属的宾馆饭店多如牛毛，这都已成为我国财政资金的一个巨大漏洞。此外，建设领域的浪费也不容忽视，各地项目单位基建概算编制中高估冒算现象严重，尤其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带来的损失浪费更是惊人……仅公车一项的消耗我国每年已超过2000亿（北京晚报07年6月11日19版报道）。以上问题，从政府预算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没有“管住政府的手”，没有界定好政府的作用以及作用范围，可以归纳为两种表现：政府的缺位和越位。政府的缺位就政府在其资源配置的有效区域供给不足，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政府的越位与政府缺位对应，即政府向资源市场配置的有效区域延伸过多，也就是财政管了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政府预算的越位和缺位就是在资源上的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的错位，其实质是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政府预算约束软化的主要原因有：（１）预算理念落后。传统预算理念认为，政府预算只是通过公共选择这种非市场机制来完成资源配置的一种资源配置过程。强调预算资金的投入、分配、使用而较为忽视预算资金的使用结果，导致财政资金的乱投资和重复投资，甚至有些政府领导在决策时只管眼前政绩不顾长远利益，只管局部佳绩不顾整体利益。（２）预算年度不合理，预算执行控制不严。现行《预算法》第十条规定：“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而各级人大通常在当年的三月份审议通过预算，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开支完全不受预算的制约，许多资金是按上年度支出水平进行预拨，有一些专项支出甚至当年难以完成，只能结转到下一年度执行。此外，政府对于执行预算的态度很不严肃，常常“严预算，宽追加”。（３）事权不明确。事权不明确就是各财政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上：第一层次是国家与市场的事权不明确。政府在市场有效的领域没有很好地退出，在市场失效的领域不能准确及时介入。第二层次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不第2页共6页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