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7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7页一个法律人的中产观林晓东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至今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正所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概念都可能成为事物本身的背反。更何况在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即使用最能量化的经济收入来定义，也容易导致昨是今非的错误。在诸多关于中产阶层的描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高收入、良好的教育、专业能力、对生活品质的重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等。诸多的特征其实又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财务自由，一是公民素养。在基本生活资料都只能凭票供应的物质匮乏年代，社会呈现的是一种金字塔结构。除了特权阶层，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温饱不济的边缘，故不可能存在物权法意义上的财产，亦不存在所谓中产阶层。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在本质上改变的是财富的分配模式，使得个人通过专业、勤奋、机遇正当获取财富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刺激了民间的创富能力，造就了一大批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财务自由的群体，比如企业主、工程技术人员、演艺人员等。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以收入作为判断中产阶层的唯一标准。如果仅仅是从数据统计的角度，这种建议未尝不可。但这却是对中等收入者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和法律意义的重大疏忽。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与法律的进步是正相关的。仅从民法角度，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以及之前的民法通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就起到了激励和规范市场交易的巨大作用，有效促进了个人与社会财富的正向增长。而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则彰显了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保护。可以说，法律规则的更新，为中产阶层的壮大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中产阶层在发展过程又形成了对民主、法治、权利保障的的内在需求。比如，他们因为拥有房产因而成为物权法意义上的业主；拥有上市公司股票因而成为证券法意义上的投资者，或者本身就是参与某个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股东。当然，他们参与这些复杂的交易、获取某种身份，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法律的存在，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幸福。但由于立法或司法的缺陷或者社会诚信不彰，他们可能遭遇过开发商的违约、大股东的侵权，甚至被迫卷入到各种纠纷之中，在业主维权中意识到了民主的重要、在证券民事赔偿或公司纠纷中意识到了法律与规则的重要、在行第2页共7页第1页共7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7页政许可过程中意识到了约束公共权力的重要。总之，生活的训练让他们不得不逐渐关注法律或公共政策。相比之下，低收入阶层基于生存危机并受知识能力的限制，更关注的是短期内如何获得温饱，很难有余力去发现个体、所属阶层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包括官方的研究在内，普遍的共识是：实现从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结构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转变，造就规模更为庞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公共道德的完善和社会的真正稳定。但值得担忧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规模正在壮大，但并未如研究者所预期的发育形成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公共精神或整体性的公民素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当多经济收入意义上的中产者，实际上却因房价高企等现实原因正承担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并因此削弱了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即使关注，亦因个体遭遇而掺杂了非理性的负面情绪。此外，公共空间的有限使得他们无法更大范围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如何造就一个不但有经济实力同时又有理性公共参与能力的中产阶层，其实是对公共治理的一大考验。以与中产阶层财富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为例：如果不能借助股市等金融市场的财富放大效应，中低收入人群的财富积累就处于非常缓慢的状态，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而对金融市场的治理不当，包括危害投资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已在事实上造成中低收入人群与金融市场的疏离。因此，仅仅是在收入的层面定义中产阶层，或者通过人为标准“圈定”中产阶层，而严重疏忽其背后的制度调整，既无益于中产阶层本身，也无法形成阶层崛起的边际效应。80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