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10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10页真相与正义，探究与辩护，科学与法律苏珊·哈克，刘静坤译摘要：在美国法律文化的对抗制度和科学的调查程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tension），在法律所关注的终局性（finality）和科学所追求的开放式发展（open-mindedfallibilism）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长期以来，法律界都试图通过可采性法律规则归化科学证言，结果导致联邦法官担负起广泛的审查职责；近期，法庭指定专家的制度实践导致对抗制度作出某些修正，这种制度实践已经被批评为“带有纠问色彩”（inquisitorial），甚至“违背了民主的要求”（undemocratic）。在分析这些制度利弊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考察其他法律系统的经验教训。没有人会否认：法律应当以某种形式有效地使用专家知识，只要这些专家知识能够有助于解决冲突。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最好地使用专家知识？（雷纳德·汉德法官，1901年）①第一部分正义需要公正的法律，当然，也需要确保这些法律得到公正的实施；不过，与此同时，正义也需要查明事实真相，不论对于民事案件中还是刑事案件，在确定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法院通常都非常需要获得科学家们的帮助：毒物学家、痕迹学家、流行病学家和机械师、血清学家和心理学家、化学家和遗传学家、强奸昏迷综合症专家和呼吸疾病专家、血液专家、弹道专家、被殴打妇女综合症专家，等等。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法律系统对科学证言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此类科学证言是实现正义的重要工具；同时，它也可能成为导致混淆的重要来源——遑论导致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了。例如，在半个世纪之前，DNA刚刚被认定为是遗传物质，当时，谁能够预见到，DNA分析能够在当今的刑事司法系统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并且对公众心目中的法律印象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自从DNA“指纹”（fingerprinting）在1987年进入美国诉讼领域之后，它就在法庭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不过，随着DNA证据的可靠性（solidity）及其实现正作者简介：苏珊·哈克（SusanHaack），牛津大学哲学学士、人文学硕士，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英国沃威克大学哲学教授，现为美国迈阿密大学人文学和科学学院库伯高级学者、哲学教授、法学教授。苏珊·哈克教授与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主编了《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其近期代表作《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的中译本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参考该中译本，本文的核心词“inquiry”译为“探究”。《真相与正义，探究与辩护，科学与法律》（TruthandJustice，InquiryandAdvocacy，ScienceandLaw）一文发表于《RatioJuris》杂志，第17卷，第1期，2004年3月出版，第15-26页。本文的翻译得到了苏珊·哈克教授的授权，并且得益于苏珊·哈克教授的鼓励和支持，特此表示感谢！译者简介：刘静坤，男（1980—），吉林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邮编：100038EMAIL：liujingkun2008@163.com电话：13466637618①Hand1901，40，italicsmine。第2页共10页第1页共10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10页义的能力变得无可非议，“DNA战争”（DNAWars）才逐渐沉寂下来。目前，DNA测试不仅能够协助指控杀人案件和强奸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还能够挽救许多被错误定罪的无辜者，包括大量的死刑犯。①例如，DNA证据甚至使得一名因为强奸案件而被判处25－50年监禁刑的罪犯被无罪释放，并且在三年之后，当该案真正的罪犯再次实施强奸行为时，DNA证据帮助控方成功地认定了该罪犯，进而对其作出定罪裁决。尽管如此，许多问题依然存在：警察和法庭科学家可能会有意无意地产生一些错误；陪审员可能误解随机性符合（random-match）概率的重要性，或者不能将之与检材可能得到不当处理的相关信息结合起来加以考虑；罪犯可能通过移植其他人的DNA来误导侦查人员；狱中的罪犯可能通过请求进行DNA测试来制造混淆，并引发有关自己罪行的事实争议，等等。雨果·缪恩斯德博格（HugoMünsterberg）早在其于1908年发表的《心理学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