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历史：1.4《专制集权的不断加强》素材岳麓版08版VIP免费

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第4课专制集权的不断加强素材明朝以前的中国并非是皇帝专制独裁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有一个颇惹争议的观点，他认为，一部中国史，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他的这一观点，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大加讥评。在我看来，批评钱穆的人，并没有透彻了解其意见。其实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按钱穆的意思，明清两代的确处于皇帝专制独裁之下，而在明以前，却并不尽然。而钱穆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明以前有“宰相”的存在。钱穆认为，在明以前的传统中国，皇室和政府之间是有一种职权划分的。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实际的责任。支持钱穆这一观点，在史料中找一些依据并不困难。“宰相之职，无所不统”，这是明见于正史的原话；汉哀帝在一道诏书中也明确给丞相的功用进行了定位，“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四海，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所谓“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显然也是认为，受皇帝所重托，在政府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宰相。作为负政治实际责任的宰相，对皇帝当然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宰相如果认为皇帝言行不当，可以“谏诤”，而最激烈的对抗，则为“封还诏书”与“不肯平署”两种。所谓“封还诏书”，就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命令政府办理某事，而宰相认为不可，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所谓“不肯平署”，就是臣下有所奏请，皇帝已认可，转给宰相时，如果宰相不赞同，则可以拒绝签字。用心爱心专心相权对君权的制衡，乃至二者的冲突，史书上并不鲜见。汉哀帝时欲给几位外戚封侯，宰相王嘉即封还诏书，并对皇帝讲了一通“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的大道理，简直近于训斥，皇帝对此也没有办法；汉文帝宠爱邓通，邓通仰仗这一点，对宰相申屠嘉“有怠慢之礼”，申屠嘉退朝命令邓通到丞相府来拜见，不来将要杀他。邓通向皇帝求情，文帝说:丞相召见你，无论如何你还是先要去啊，去了我再召你回来吧。邓通到了丞相府，“免冠(取下帽子)，徒跣(光着脚)，顿首(磕头)”，向申屠嘉请罪，申屠嘉不肯罢休，邓通以头抢地，碰出血来了，申屠嘉还是不松口，正好文帝派来救邓通的人到了，不过并非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命令申屠嘉马上无条件放人，而是先代皇帝道歉，然后传达皇帝的话，“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回到文帝身边，哭着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没命了。文帝对此也只能给予安慰，并提醒他今后对丞相不能失礼。以帝王之尊，几乎不能保自己宠幸的弄臣，于此可见丞相之地位和尊严。然而，君权是天生喜欢扩张的，纵观历史，相权得到皇室较好尊重，能够发挥较好作用的，似乎只有汉代。汉代以下，相权逐步被侵削，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比如唐代，就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个机构的职权才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的职权。到了宋朝，相权较唐朝更加低落，军事、财政、人事三权都被分割了。相权低落的另一面，当然就是君权的提升。不过，话虽如此说，宰相一职在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究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宰相的权力无论受到多少侵削，他毕竟还是百僚之长；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一个对社稷、宗庙还有点责任感的君王，就仍然会对宰相表示相当的优礼和尊崇。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宰相，对君王的集权必然是一种障碍。如果这个君王的权力欲非常旺盛，则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肯定会紧张起来。如何解决这种紧张？历史上固然出现过所谓“权相”，权倾人主，但更多的，是君权恣肆，甚至可能还会掺杂宰相的流血。尽管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但君王们囿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却似乎都还没有想到将相权连根拨掉的高招，否则，置“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这样的圣贤名言于何地呢？想出这一高招的，是没有观念束缚的朱元璋。朱元璋的废相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走向影响至深，也正是这个缘故，钱穆认定，只有到了明朝肇建，传统中国才真正进入皇帝专制独裁的时代。用心爱心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