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语文访李政道博士记者：您在获诺贝尔奖后的演说中，给瑞典的大学生们讲了一个孙悟空的故事，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李政道：记得。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颁奖那天，正是瑞典大学传统上学期结束的日子，学生们到我们宴会的地方来庆祝。以往都是由文学奖得主代表所有得奖者来回答问题，但是那天学生们指名要我来讲，因为他们觉得我看上去和他们年纪差不多。我就给学生们讲了一个《西游记》里的故事：孙悟空觉得自己神通广大，结果它落在如来佛的手里，它看到５根棍子，但是怎么跳也跳不出去。这正好像我们做科学的人掌握在自然界的手里一样，我们觉得自己对科学的了解广而且深，可相对来说，与科学的真理还相差很远。记者：最初您和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假设，这种创新意识正是我们今天所一再倡导的。４４年后，作为当代物理学界大师级人物，您如何看待这种创新意识在科研中的意义？李政道：创新不光是要胆子大，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根基。宇称守恒定律也是有它的根基的，是前人用实验证明了的。创新两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即好的和新的东西。凡是新的东西都把旧的包在里面，用所有过去的知识都能解释得通，所以创新不光要大胆，还要具备分析的能力，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记者：您当年到芝加哥大学从师费米教授，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又同“氢弹之父”泰勒、“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一起工作，您觉得从这些科学大师身上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李政道：最大的收获是他们的平易、务实。他们是绝对的大师，但是非常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实在。我１０月７日（２００１年）在人民大会堂作的《物理的挑战》的演讲中也谈到我做研究的一些经历，我说，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需要良师和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的过程。费米在科学上是很成功的，他１９３９年获得诺贝尔奖，二十三四岁就在量子力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次大战后，１９４６年他刚刚到芝加哥大学，可以说他当时是当代最红的物理学家。而我呢，是刚从中国来的一个小青年，可是他不惜花工夫，让我跟他一块儿做研究。每星期和我花半天时间聊聊天，什么东西都鼓励做，他说，不要怕，你就自己想。记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应该算ＣＵＳＰＥＡ这批人，让中国学子走出国门看世界，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今天怎样评价它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意义？李政道：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ＣＵＳＰＥＡ这个项目一共派出了９３１位，现在有１００位左右很有成就的，有些回国定居了，有些经常回来讲学、做研究。最近北大成立生物物理中心，主任汤超就是ＣＵＳＰＥＡ的。记者：听说您的手下有３／５是中国人？李政道：不是我的手下，是整个哥伦比亚大学理论物理所。我们的确培养了很多华裔科学家，现在开物用心爱心专心理年会时能见到很多中国人的面孔。当年ＣＵＳＰＥＡ的想法，我是和小平谈的，后来跟他接触了很多年，他对中国科学人才的培养、对科学的发展都非常关心，所以又有了后来的博士后流动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项目的成功运作。记者：您认为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对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大师具有怎样的意义？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如何才能做到文科和理科的均衡发展？李政道：我们先不讲“大师”，因为大师这个名称是别人封的，没有精确的标准。我认为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不能全，要求一个人非常全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比如一个年轻人是做自然科学的，十七八岁进大学，如果在美国的话头两年是不分科的，什么课都可以选，后两年才分专业。但是在国内不一样，我对此持保留意见。真正创新的都是年轻人，可是你要求一个２０岁的年轻人百科全懂，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也做不到。至于科学与艺术，它们确实是有相通的地方。今天的科学认为，所有不同的现象都有一些很简单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规律就把整个自然科学都合了起来。把这些规律稍微改一点，跟过去的现象都合，跟将来的现象不一样，而结果又是对的，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创新。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人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则是人类创造的。我们对它的了解更深一步，创新就更进一步。艺术是创造力与情感的结合，是人类创新的动力。“天地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