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体制的变迁与信用关系的转换南开大学经济学系陈国富第一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融资体制的变迁一、“放权让利”改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在计划体制下，国有经济居于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是依赖两种紧密相关的制度来维护的，一是国家单方面决定分配比例并拿走全部剩余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以财政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投融资体制。二者分别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环节维系着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运用政府的高行政动员机制和高强度的控制力，使国民收入分配最大限度地向政府部门倾斜。凭借这种政治性动力机制，国家不仅积累了规模可观的国有资本，而且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速度虽快，但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多。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也使国民经济积累了深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放权让利”便成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放权让利”的直接后果是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导致收入分配迅速向居民个人倾斜。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50.7%持续提高，到1995年达到73.6%,而企业和国家财政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0.79%和16.85%分别跌至1995年的15%和12.3%(吴晓求等,1999)。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大体相同的趋势，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23.5%、33.65%和42.85%,到1996年则依次为.75%、20%和5%（张杰，1997）。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其意义是深远的：首先，它使居民收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居民收入基本上属于消费性收入，主要用于现期的消费。1978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逐渐超过现期消费需求，剩余收入的形成后，收入资本化的需求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其次，它为打破资本积累的国家垄断、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经济改革以前，国家拿走几乎全部剩余，低工资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居民个人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础，资本积累成为一种特权被国家垄断着。因此，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是不可能自发生长出非国有经济的。但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个人倾斜以后，居民个人掌握了这部分“剩余”收入的控制权，从源头上形成了国家不能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从经济流程来看这部分剩余收入既可以进入国有银行体系，从而成为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来源，但也可以不进入国有银行体系，而是通过民间借贷等形式成为非国有经济的资本来源。所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以后，打破了国有经济在资本来源上的垄断，为非国有经济进行资本积累排除了一个体制上的障碍。只要管制有所松动，居民手中这部分金融资源就随时可能成为非国有经济的种子。国家一旦容许其他主体进行投资，这些种子就会破土而出。第三，它改变了经济发展融资模式（即融资体制）的流程。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一种以财政为主体的融资模式。国家在这里充当资本流动的中介，它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通过财政集中起来，再直接分配给它所选择的国有企业。这一时期，融资的流程是在财政的框架下完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财政已经无力承担原有的集中国民收入和直接投资的功能。为了弥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配份额的下降，国家建立了一个由政府控制并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通过设置大量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垄断存贷款业务，然后，再由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注资。这时，融资的流程变成一种以国有银行中介的借贷过程。二、从财政型融资体制到国家借贷型融资体制在计划体制下，融资体制是在财政的框架下运作的。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由国家财政集中，资本积累和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完成，项目完工后，在交给国家所选择的企业使用，企业按计划进行生产。国家确定分配标准，并拿走几乎全部利润和折旧基金，之后又再次通过财政进行积累和投资。国家不仅充当资本流通的中介，而且控制着经济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从融资的角度看，这种体制可以称之为“财政型融资体制”。但是，分权让利的改革是这种模式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迅速向居民个人倾斜。居民个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9%上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