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图书交换活动倡议书。是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位于蜀文化圈的中心区域，是三四千年前是古蜀文化的中心。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到2800年，延续了2000多年。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这个时期的陶器以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制作方法多为手制，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器型小，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guī）、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遗址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为干栏式建筑，其优点是材料易得，而且防风防潮性能良好。房屋面积一般为二、三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估计是公共性质的建筑。1997年，在三星堆西城墙外的仁胜村发现了29座长方形土坑，坑中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其中，玉锥形器的形制、风格和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中所出土的玉锥形器极为相似，说明了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很早就有了文化联系。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非常广阔，特别是在成都平原发现了很多古城遗址，其中以新津龙马乡宝墩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崇州双河、紫竹村古城遗址、XX县区古城遗址等的发现为大宗。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已经有了大小城邦组织，其中只有三星堆脱颖而出，成为古蜀国的中心都邑。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面积近4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第1页共4页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导游词《三星堆导游词》。一般认为，城市的建立、祭祀场所的设置、青铜器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是古代文明和国家产生的标志。三星堆已经不是一般的聚落、村寨，而是雄踞在西南的早期城市、国家，特别是结合遗址中的出土文物来看，古蜀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单元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第2页共4页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陶盉（hé）——一般认为它是温酒器，大多高三四十厘米。陶盉下部的三只中空袋状足既可以加大陶盉容量，又可生火加温，设计极为合理。在遗址的一个土坑中，曾发现一件陶盉与20多件瓶形杯放置一处，可见这些酒器是配套使用的。瓶形杯——被做成喇叭口、细瓶颈、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