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治庸”的一些思考20XX年4月，为整顿机关作风，提高干部执行力，某省会城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庸风暴，对干部队伍中“庸、懒、散”等现象和行为进行查处，一时间上班迟到早退者、炒股斗地主者等均不敢再堂而皇之地“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了，对民众的诉求也不敢再“光明正大”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谁也不想铤而走险、迎风而上，成为这场“革命式运动”的牺牲者，更不想成为那个因为一碗热干面或稀饭而罚款万元，并被停职一个月的“倒霉鬼”。据社会舆论显示：“治庸”让老百姓大快人心，而让某些“养在机关人未识”的“人民公仆”却如坐针毡。不可否认，“治庸”的确称得上是民心、政心之举，甚至可以说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地方政府对不作为、慢作为、胡作为行为拳拳到肉、招招见血的真措施、狠措施，大有让那些作风散漫、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无所遁形之势。如果“治庸”只停留在口号层面，只是一种一般号召和政治动员的宣传式口号，表现的是当政者美好寄托和期望，大可与某些官员相安无事。可是当治庸以绝对的行政权力为依托，以官员政治前途和切身利益为抵押，以消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行为和现象为目的时，它却在某些视贪污腐败为常态、视欺上瞒下为常理的官员群体中像是一个重磅炸弹，直抵他们道德和灵魂最深处。但是越是好的政策，越是真的举措，我们越是要理性思之，特别是一些情理之中、法理之外的因素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千万不能因为“庶民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首先，从政治管理的角度而言，“治庸”这一决策的目的性、合理性绝对无可厚非，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英明”之举。但是，笔者认为，“治庸”目的的纯粹性在某种意义上恰恰限制了它的实践性。治庸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行为，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如果说这作为一种口号的确可以达到提振精神的目的，但是一旦在权力的推动下步入实践，那么可操作性的问题就不得不考量了。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治庸要治理人的一切“慵懒第1页共3页散”，将人变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直专门利工作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人具有天生的劣根性，而慵懒撒恰恰是人这种天生劣根性在世俗生活的表现。基于消除人的基本劣根性政策，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富丽堂皇的皇宫大院姑且有浑浊不堪、藏污纳垢之所，更何况人乎。极端纯粹主义的作法，只会让世道人心越发沉论。一个好的政策，不仅应具备形而上的善的伦理，而且更应符合基本的人情世故，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如果将消除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人的劣根性，作为治庸的一个内容，那么笔者认为，应更多的发挥舆论引导和道德教育的作用，提倡“引”而不是“截”。否则，这种在政治集权作用下的“活动”，很容易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官员之间沆瀣一气，相互“打马虎眼”，形成一个小的利益团体以抗衡上级政府的督查;二是利益链条断裂，官员之间背靠背相互揭发，造成人人自危。这两种后果，是治庸过程中政策执行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另外，正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见，一种政策的好与坏，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在于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否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在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统一。“治庸”在贪污腐化的官场如一把利剑直指贪官污吏的头顶乌纱和丑陋灵魂，它既迎合了政府执政能力建设和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实际需要，也迎合了老百姓渴望官员廉洁为民的朴素政治愿望，可以说是坐拥”天时人和“之利。而且其本质和目的也具有普善意义的伦理属性。但是，它对“地利”之便却有欠考虑。所谓“地利”者，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政策是否符合现实的政治制度环境，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治庸的实际功效到底有多大，不仅取决于它的正当性，也取决于它的现实性。在笔者看来，现实制度层面的问题是制约治庸功效发挥一个重要的瓶颈。近年来，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高层的重视和努力下，缓慢向基层延伸，但自下而上合理的群众诉求机制却形同虚设。当群众的合理合法利益遭受侵犯时，没有一个正常的、常态的、有效的渠道加以解决，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的。试想，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