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诗缘情”的源流彭磊“诗言志,诗缘情”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比较普遍的认识,“言志”之说,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然而,因为《尧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最早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诗以言志”的话,那是指的赋诗言志,但也可以借以说明诗是言志之作。但值得提出的是“诗言志”和一般的“言志”是有所不同的先说“诗”,许慎《说文》讲:“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诗本是人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表露。又《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见,“诗言志”的“志”,是指人们内心的愿望和要求,它是具体的,带有个人特色的,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人心灵世界的呈现。至于说一般的“言志”大致应指《左传》中讲的“赋诗言志”1和《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讲的“言志”,都是比较狭隘的指“志”的政治内容,即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就是说,是讲的“言志”中所包含的“明道”的内容。这种观念最早可追溯到《诗经》的作者作诗的目的,无非是通过事实的记述,感情的抒发,达到一种美刺作用。还有《左传》中的“赋诗言志”,仍是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孔子在当时谈诗成风,赋诗言志成为习惯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兴观群怨”理论,其中“观”恐怕不仅是观“风俗之盛衰”,同时也是观诗人之志,这里的“志”应是诗人针对政治状况和社会风尚创作的主观意图和思想倾向。“志”这种偏于“明道”的解释直接影响了后来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后来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就说《诗经》的内容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代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还有白居易等发动的“新乐府”运动,他说他的创作是“闻者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因此,这里的“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诗》言志”中的“志”即指“意”、“义”。《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曰:“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作诗者自言2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诗谱序》疏引郑玄《尚书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同处又引《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至于前面提到的孔颖达所说的“情志一也”的“志”,应是对孔子他们的“志”的含义的扩大,“志”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这是由于人们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所制。荀子就充分重视了“言志”的抒情因素,提出了“言志”与“明道”相结合的文学思想,他强调诗是通过“言志”来“明道”的。他既肯定了“诗言志”的政治道德内容,又指出了它本身的特殊个性,他在《乐论》篇中说音乐是以情道志的,这个“志”既有思想因素,又有感情因素,这是对先秦以来“言志”说的重大发展。后世的文学家们沿着这条脉络继续发展,诠释着“诗言志”的文学思想,明道、言志、抒情更加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三曹的“建安风骨”,大,小谢的玄谈隐匿,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李白,杜甫的大唐之音,柳永,姜夔的“淫词艳曲”,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抒发着诗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着社会现实,3但这些诗作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诗人对人生境遇,社会状况不满的一种宣泄,他们旨在表达自我,不存在刻意的功利目的,这样创造出来的诗歌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具有完美,深刻的艺术境界。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但这显然已与“明道”为目的的“言志”有很大区别了。也就是说“言志”的抒情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这不光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重大,而且对整个诗歌发展的路程起着纲领性作用。古汉语中“志”与“意”或“义”常连词并用,互相发明。《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