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诗缘情”的源流[1]VIP专享VIP免费

“诗言志,诗缘情”的源流彭磊“诗言志，诗缘情”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比较普遍的认识，“言志”之说，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然而，因为《尧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最早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诗以言志”的话，那是指的赋诗言志，但也可以借以说明诗是言志之作。但值得提出的是“诗言志”和一般的“言志”是有所不同的先说“诗”，许慎《说文》讲：“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诗本是人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表露。又《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见，“诗言志”的“志”，是指人们内心的愿望和要求，它是具体的，带有个人特色的，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人心灵世界的呈现。至于说一般的“言志”大致应指《左传》中讲的“赋诗言志”1和《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讲的“言志”，都是比较狭隘的指“志”的政治内容，即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就是说，是讲的“言志”中所包含的“明道”的内容。这种观念最早可追溯到《诗经》的作者作诗的目的，无非是通过事实的记述，感情的抒发，达到一种美刺作用。还有《左传》中的“赋诗言志”，仍是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孔子在当时谈诗成风，赋诗言志成为习惯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兴观群怨”理论，其中“观”恐怕不仅是观“风俗之盛衰”，同时也是观诗人之志，这里的“志”应是诗人针对政治状况和社会风尚创作的主观意图和思想倾向。“志”这种偏于“明道”的解释直接影响了后来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后来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就说《诗经》的内容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代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还有白居易等发动的“新乐府”运动，他说他的创作是“闻者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因此，这里的“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诗》言志”中的“志”即指“意”、“义”。《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曰：“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作诗者自言2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诗谱序》疏引郑玄《尚书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同处又引《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至于前面提到的孔颖达所说的“情志一也”的“志”，应是对孔子他们的“志”的含义的扩大，“志”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这是由于人们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所制。荀子就充分重视了“言志”的抒情因素，提出了“言志”与“明道”相结合的文学思想，他强调诗是通过“言志”来“明道”的。他既肯定了“诗言志”的政治道德内容，又指出了它本身的特殊个性，他在《乐论》篇中说音乐是以情道志的，这个“志”既有思想因素，又有感情因素，这是对先秦以来“言志”说的重大发展。后世的文学家们沿着这条脉络继续发展，诠释着“诗言志”的文学思想，明道、言志、抒情更加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三曹的“建安风骨”，大，小谢的玄谈隐匿，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李白，杜甫的大唐之音，柳永，姜夔的“淫词艳曲”，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抒发着诗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着社会现实，3但这些诗作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诗人对人生境遇，社会状况不满的一种宣泄，他们旨在表达自我，不存在刻意的功利目的，这样创造出来的诗歌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具有完美，深刻的艺术境界。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但这显然已与“明道”为目的的“言志”有很大区别了。也就是说“言志”的抒情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这不光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重大，而且对整个诗歌发展的路程起着纲领性作用。古汉语中“志”与“意”或“义”常连词并用，互相发明。《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