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今年正值“乒乓外交”40周年，作为全程参与见证的亲历者，张燮林谈起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感触颇深。“乒乓外交”，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在中美建交中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正如有人所评价的：“在世界体育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单项体育运动，能像‘乒乓外交'那样，引起世界外交格局的重大改变。”赴日参加世乒赛，“准备死几个人”国际乒联决定第31届世乒赛于1971年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但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差10天之时，中国方面仍没有动静，中国队的缺席似乎已成定局。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来北京邀请我们去参加，他是名古屋爱知大学的校长，很有声望的一个人。他说，中国队是以前的世界冠军，比赛到了他们家门口，中国队不来参加，很遗憾。此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在外交方面，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与我国发生了外交纠纷。那时体育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体育路线”，一般人也不敢擅自主张进行体育训练和体育比赛。当时正值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有两届世乒赛没参加了。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们发扬民主讨论。一部分队员、造反派、体校的学生思想偏左，不赞成去，说体育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不搞锦标不搞竞技，那时有“锦标主义”这种提法。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说的，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体育是群众活动的事情。而像我、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一批人基本都同意去参加。最后两种意见汇总，报到了总理那边，后来报到毛主席那儿。我还记得毛主席当时的批示是：“我队应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时期训练比较少，六十年代末训练基本停顿，主要是下基层打表演，在群众中推广乒乓球运动。不过这也算是能起到训练的效果了。因为缺少对外交流，国际上对手的信息就基本没有了，我们在1970年开始训练，各方面走向正规，赴日前已经去欧洲参加过比赛了，走之前那段时间就加强了训练，开始为四月份在日本的比赛做准备。有个细节我印象深刻：等到决定要参加比赛，就要球衣啊，我们的球衣质量非常不好，那时候都要穿红的，运动服是全红的，但红色染料不合格，打完球后出了汗，往面包车上的椅子一靠，就是两道红杠杠，椅子都染红了。这样的形象怎么能去出国呢，这么大一个国家，染料问题还解决不好。后来把这个情况报到了三座门（军委所在地）主管体育的李德生那里，李德生特批用进口的染料，才做到不褪颜色。虽说是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领导是支持的。我们出去打比赛前也开会确定了一些纪律，比如对于金边柬埔寨的郎诺集团，我们不承认它，凡是它出现的场合我们都不出现。南非因为搞种族隔离，被国际社会制裁，我们在比赛中也会回避它。老外认为乒乓球代表个人，不讲究这些，我们是代表国家出去的。美国运动员上了我们的车，十分钟没有人敢理他3月28日下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在名古屋“爱知县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国队备受瞩目，日本警方派出大批警力全方位保护，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右翼分子的游行、抗议，甚至投掷燃烧物品等骚扰事件也时有发生。日本方面，对保安也是非常重视，他们专门配了一个车给中国队用，美国也单独用一辆车，因为这两队人比较多。其他国家代表队有的合起来坐一辆车，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一趟的样子。车前都写着国别、车号，所以不会上错车。4月4日那天正好我们坐在车子里面，准备去体育馆参加训练。大家在车子里有说有笑的。这时候进来了一个人，就是科恩啦，长头发的那个。他们美国队的车开跑了，他一看，还有个车门开着，就进来了。他进来后一转身，后面就是USA三个大字，那就是美国队了。我记得那个情景是，他上来以后，结果大家都没有声了，有点沉闷，十分钟没有人敢理他。运动员庄则栋成为打破尴尬的第一人，他过去和科恩打招呼：“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始终是友好的。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个礼物，留作纪念。”科恩高兴得不得了。翻译向他介绍说:“他就是庄则栋”。他连连说:“我认识，我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