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及时行乐”思想是消极的吗？VIP免费

李白的“及时行乐”思想是消极的吗？——以《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为例【摘要】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言短韵深，广泛流传。“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秉烛夜游”，纵情欢乐，“及时行乐”连夜也不肯放过，今人每提及此总会冠之以“消极”二字。细细品来，其实不然。李白的“及时行乐”思想是一种物我交融所达到的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对注重生命过程而非结果的诠释。李白的“及时行乐”思想对我们的生活具有启示作用。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这篇文章，言短韵深，只有119字，被选入《古文观止》，因而得以广泛流传。“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秉烛夜游”，纵情欢乐，“及时行乐”连夜也不肯放过，今人每提及此总会冠之以“消极”二字。细细品来，其实不然。“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读者如同穿越了千年而与李白置身于同一天地时空下，听他讲述天地光阴的真谛。这与苏轼《前赤壁赋》中的感慨何其相似：“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面对悠悠时空，英雄也好，贫民也好，都只是沧海一粟。李白恰恰是懂得生命真谛所在，所以才发出如此感慨：“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沉迷，何不洒脱逍遥？这是古代士大夫们常有的一种情怀，一种无可奈何之际的自我解脱和心理慰藉。“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在他之前的人都可以执烛夜游，况且碰上这美好的阳春，还有俊秀群季，如何不去?于是，欣然前往。宴会上，诸弟都很聪明，作的诗对都很好，他自己却为不能和谢康乐相比而羞惭。“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面对如此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在酒杯的频频传递中，时间飞快流逝。也许是在酒的作用下，李白一改先前的郁结，很快变得豁达豪情了。想到只有作出好的诗篇才能抒发高雅的情怀，谁若作诗不成，就该罚酒三杯了。在桃花园的众人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在彼此间比个高下。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中有“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李白《序》“古人秉烛夜游”之后也有个“良有以也”，只少一个“思”字。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讲到昔日之乐，乃是与好友们的“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而《序》中的“为欢”、“乐事”，也归结到“不有佳咏，何伸雅怀”。他们都少不了宴饮，但那欢乐，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是一种物我交融所达到的精神的至高境界。李白继曹丕对古人的“为乐当及时”注入了新的积极的内容。曾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终于悟出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取之所当取，舍之所当舍，在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中享受大自然的无尽宝藏，从而达到一种物我和谐的境界。苏轼这种思想，谁又能言之非“及时行乐”呢？无论是“真放”还是“旷达”，李白与苏轼在寻求精神解脱的道路上寻找到了同一出口，尽管充满了率性精神的李白从不曾把这一思想表述到苏轼般如此理性的高度。苏轼历来被文人学者评价为“旷达”、“超脱”，却冠之李白以“庸俗、消极”，待遇悬殊犹如天壤之别也。至于说李白“沉迷酒杯，昏饮逃世，消极地感叹人生的诗篇诗句，为数更多”［3］也同样有失偏颇。李白虽“沉迷酒杯”，却未曾“昏饮逃世”，李白既追求饮酒取乐和神仙，又企慕登高位建立显赫功业。他化解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功成身退，即先建立功业，垂名史册，然后功成不居，退隐山林江湖。［4］“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从驾温泉赠杨山人》）“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如若忽视诗作时的气氛，片面地断章取义，将《将进酒》中“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等句作为诗人“消极地感叹人生”的明证，更加有失公允。李白于不得意时高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诗意是羡慕、向往、追寻“得意”。“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不应看做是李白“沉迷酒杯，昏饮逃世”的人生写照，而应解读为李白具有多类人格气质或行径的反映。象征荣华富贵生活的“钟鼓馔玉”，世人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