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VIP免费

第1页共41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41页内容摘要：无“知”无以“行”，国家行动需要认证基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税收服从、基本社保体系和社会经济干预能力上的强弱差异，常为人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认证能力的差异。本文试图建构国家认证能力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认证是国家行动最为基础的环节，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有效的认证体系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基础。社会知识越是繁多，社会问题越是复杂，国家越需要全面的事实和统一的规范，越需要建构有效的认证体系。如果不能让绝大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与期望，无法切实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不仅会削弱各类政策的针对性，加大执行成本，拖延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长远看来，也会损害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信心。关键词：认证；基础权力；国家基本制度建设；认证国家作者简介：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一、引言1985年，三位美国学者伊文思、鲁斯迈和史考朴主编了一本书《把国家带回来》。在这本“新国家主义”论集的最后一章，三位编者将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的未来议程概括为三个方面：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因素、国家的形成与重构以及国家行动的知识基础。①根据这三位学者的看法，任何国家要想干预社会，都需要了解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知识，并影响社会知识的形成与应用，“统计学”、“治安学”、“国家学”都是对国家这种知识需求的回应。国家与社会生活越是相互渗透，这种需求就越大。遗憾的是，25年过第2页共41页第1页共41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41页去了，与前两个议题的丰硕成果②相比，国家行动的知识基础仍然有待探索。美国学者斯科特1998年的著作《国家的眼睛》③是个显著的例外，不过，这本书虽然承认社会知识是国家行动的基础，却认为国家常常追求极端现代化，对社会知识进行过度的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这会破坏和削弱丰富多样的社会知识和地方传统。这样一来，担心国家扩张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社会集团如何约束和限制国家行动的知识需求，如何逃避“国家的扩张”，下述问题往往略而不论：国内外政策性知识的生产与扩散，国家与社会知识生产者的关系及其演变，国家与社会集团围绕社会知识生产与流动而展开的政治角力，以及不同国家使用社会知识处理政策难题的不同路径。④国家行动的知识需求，简言之，就是国家的“认证”需求。“认证”(identification)一词在社会经济规管领域广泛应用，比如“质量认证”、“产品认证”、“安全认证”、“学历认证”等等。然而，税收、强制、濡化、统领、再分配、规管等国家基本职能领域，也存在大量“认证”现象和经验。“认证”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包含收集、确认、识别、分类、鉴定、评估、检测等等，不仅是指真实性的证明(certification)，也涵盖重要性、能力、身份的证明，还包含对他人、对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对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认同。二、认证不是什么然而，长期以来，认证主要被视为监控的附属品，背负着现代国家禁锢社会生活的恶名，⑤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⑥、奥威尔的“老大哥”、福柯的第3页共41页第2页共41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3页共41页“纪律社会”⑦以及“监控社会”之说⑧，都是这种警惕思维的代表作，认为监控可能导致彻底的社会控制，极度压缩个人与社会隐私、自由、尊严与活力，⑨让国家得以通过温和强制谋求人们服从。晚年的福柯做了自我批判，认为除了对监控的惩罚功能保持警惕以外，还要关注监控更为广泛的治理功能。在主权—监控(纪律)—治理的铁三角中，监控是现代国家解决各种以统计意义上的总体人口为对象的大规模治理问题所必不可少的。⑩监控开始被视为“生命政治”的一部分，是国家对构成总体人口的个体生命的一种治理。伴随着晚年福柯的转向，认证逐渐开始从监控中分离出来。从早期现代国家开始，监控就作为“档案社会”(11)的信息储存与整理形式，成为行政权力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技术，(12)成为现代社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