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体制性冲突与治理危机VIP免费

基层政府体制性冲突与治理危机深入观察基层政府内部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虽然整个政府系统在政治语言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是，实际的政府运行充满了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基层领导干部不仅不太认同上级政府的政策措施，也不太认同上级领导的能力品行；基层党委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纷争在增加，行政系统自身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多。所有这些冲突，都严重损害了政府权威和治理的效率，直接造成乡村治理的低质。进一步说，是政府本身的体制性冲突造成了乡村治理不善。不论经济增长，还是公共服务增加，都不能自动解决这种冲突。治理危机既困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困扰基层官员和基层民众。基层治理状况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或者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要通过基层治理的绩效反映出来。显然，当下的基层治理存在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从社会层面看，乡村社会冲突加剧，乡村民众针对基层政府的抗争活动增加，包括冲突的种类增加、介入冲突的社会群体增加、冲突的总体规模也在扩展；从政府层面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上下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部门之间，彼此间信任下降，互动中的不合作增加。这种政府体系内部的信任下降和摩擦增加，不仅表现在行政机构之间，也表现在党组织和行政组织之间，还表现在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层面的冲突与政府体制自身的冲突有着内在联系，政府体制的自身冲突直接孕育催生了大量社会冲突。现在基层乡村陷入了“强发展”与“弱治理”的困局如果把“发展”与“治理”作为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视角，可以说，现在基层乡村陷入了“强发展”与“弱治理”的困局。进入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形势良好。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公共物品供给快速增加，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从治理的角度看，快速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良好的治理，或者说，治理的质量并没有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提升，相反，诸多方面治理的质量还在下降。这种“强发展和弱治理”的现象，不仅成为人们理解中国发展的困惑，而且也在加剧社会的紧张和不安，并引发人们对于未来中国走向的疑虑。如果历史地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发展与治理的不平衡并非始于近十年。1980年代中后期，农村中的冲突现象开始显现，政策语言的表述是“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增加”，大量冲突围绕农民税费负担而展开。当时，中央政府规定了农民税费负担的标准，并加强了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管。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强调：解决农民负担过重，根本上是加快经济发展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发展是硬道理”被提到更高程度。在整个1990年代，农村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但是，农民税费负担引起的社会冲突迅速增加，如地方政府强制农民集资修路、建学校、发干部工资等生出各种抵抗，冲突规模不断扩大，冲突程度不断激化。可见，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并没有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乡村冲突，治理危机仍在加深。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决定开展税费改革，并在2003年决定全面取消农业税。同时，决策层认识到：农村冲突增加的基本原因，是政府过度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投入。由此，农村政策的基调确定为“少取，多予，放活”。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养老、农业生产补贴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这些惠农政策受到了农民的高度评价和积极拥护。但是，在公共服务和农民生活显著提升的条件下，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善，冲突和抵抗仍然广泛发生。近几年，对于基层政府来说，“维稳”任务日益沉重，成为政府工作中最头疼的事情。由此看来，不论是快速的经济增长，还是重大的公共物品投入，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乡村治理。政府本身的体制性冲突造成了乡村治理不善探索中国社会冲突加剧的发生发展过程，还应该着眼于政府体制本身。考察发现，当前的政府治理体制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冲突。为改善治理而推进的体制性措施，演化为两种方向相反的体制性力量，在政府系统内部同时并存、相互纠缠、持续冲突，消解政府治理效果，导致社会冲突加剧。这种体制性冲突，既扭曲了中央与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