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中的自主与镶嵌VIP免费

地方治理中的自主与镶嵌作者：王诗宗、何子英来源：本站原创时间：2008-03-0305:41:37地方治理中的自主与镶嵌：从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看王诗宗何子英摘要：民间商会的发展常常被研究者视为中国公民社会实际存在、进而地方治理实际形成的一个标志。但从中国民间商会发展的典范——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商会同时具有自主性和镶嵌性，前者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已处于成长、发育过程，以及地方治理格局在中国已初见端倪；后者则表明中国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地方治理与西方相比有着显著差异。可以看到，自主性的民间组织与具有独立利益空间和目标的地方政府是中国地方治理生成的两个基本条件，而具有镶嵌性的民间组织既受到地方历史传统、地方经济发展特点的激发，更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支持和制约。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力有限性，使得它在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职能转变时需要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因此，民间商会及其他自主性民间组织在中国可能获得发展，这也体现了地方治理在中国的某种可能性。关键词：地方治理；公民社会；温州商会；镶嵌；自主项目来源：教育部社科规划基金“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编号：05JA810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转型期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行业协会治理机制研究”（编号：70673089）。一、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与地方治理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著名治理理论家皮埃尔说：“治理是20世纪晚期时代精神中关于政府的主流观点。”1这暗示着形成治理的地域范围已经超越了欧美。治理概念不甚清晰，理论体系也比较庞杂，特别是在阐述中国的治理问题时，更是充满了争议，但治理的中国倡导者们都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治理理论一进入中国，几乎立刻与更早被讨论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合流。俞可平及其团队在率先引入治理理论的同时，就认为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对中国多方面的治理变迁发挥了显著作用2。而且，在反对运用治理与地方治理概念解释中国问题的声音中，一个重要理由也正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可信性或成熟程度。中国民间组织的“爆炸式增长”似乎并没有让研究者们全面认同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有鉴于此，判断当代中国的治理走向，需要首先对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的争议进行考察。20世纪70、80年代复兴的公民社会理论强调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很多论者将公民社会的政治理解为一种“反叛的政治”，或者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在中国，基于经济市场化、社会自治化的发展，一些论者认为中国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现象。而“8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生活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发展重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是，国家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下功夫，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3。在这些论者看来，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让政府得到一类合作者，而在于形成一种推动、制约国家的“社会中心”。尽管基于策略考虑，有学者提出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目标4，但从其近代自由主义出身来看，公民社会理论多隐含着抵御政治专横的设想。与自由主义色彩的公民社会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合作主义强调国家的中心地位。“合作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和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有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被授予给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5中国的合作主义论者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公民社会及多元竞争所需要的条件尚不充分，而目前国家的主导作用仍然很强，各种民间组织的自我表述、团体认同和自主性发展缓慢，由此，公民社会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