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使官员政治权力由公器变成了私器在过去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中，倚仗本地宗族亲缘、朋党亲友、地域乡情可滋生的地方势力，以及逐渐扩张和膨胀的宗族势力集团，影响和渗透着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军阀、集团、派系、会党甚至政党结成的年代，地域乡情更是无孔不入的深入侵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国历史上用人重亲属、重门生、重朋党、重同乡、重利益关系，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非公心。汉代吏治废弛时，选举不实，被选举者多出自权势之家。地方长官选人，或选自己的亲戚，或选贿赂者，或选一些年纪轻、将来能报答自己的人为官，真正的贤才必然被排挤出去。如今不少在选拔干部的过程中，无视已经制定好的选拔标准和原则，仅凭领导人的个人好恶选人用人，任人唯亲的现象依然不可避免。古代崇尚“人治”的传统以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对如今的政治生活产生着影响。求诸实际，古代官员们在替皇家办事的过程中，为压制甚至打击政敌，获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难免要常常利用同门、同乡、同年等多种关系，结成各种利益集团，各类“朋党”也就因此产生。以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法取决于人，人是治的关键，其人正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不讲法治的封建社会，政治权力一眨眼就由公器变成了私器，变成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工具，如今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山头主义的现象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这种演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作拉帮结派的畴码如今的“山头主义”近似于拉帮结派、“圈内人”、“自己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时期，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针对现实问题，中共曾展开了包括反对宗派主义在内的延安整风。宗派主义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抗战胜利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组织基础。为何在相隔数十年后，在改革开放和反腐斗争的新时期，中共高层重提“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问题？一个不争的现实是，随着新形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党内监督的不健全，一些官员为谋私与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结成利益格局。而某些利益集团为达到某些目的，也千方百计在各级领导层寻找代理人、代言人。一些官员把组织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作谋私和接拉帮结派的畴码。毛泽东曾批评的“上海帮”（以后改称"四人帮"）四位主要成员均非上海人，却与上海有着密切的渊源，四人分别有着不同时间在上海任职的经历，并最终以上海为主要基地达成了“政治联盟”，搞起了帮派。由此可以看出“四人帮”充分继承了任人唯亲的传统官场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