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天下到近代国家_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_兼论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中国边疆VIP免费

15第31卷第10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ol.31No.102010年10月Journalof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EngineeringOct.2010从传统天下到近代国家：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兼论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中国边疆邹明洪冯建勇（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湖南永州42510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2）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被纳入近代国家秩序中。清朝统治者被动地接受了这样一种变局，并努力地在传统的王朝国家的基础上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显然，这种主观上的消极性决定了清朝改造国家观的命运。与此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亦参与到这种大讨论中来，对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筑提出了各自的理念。文章就近代民族国家构筑理念在中国边疆的适用进行了探讨。关键词：民族国家；中国边疆；文化至上主义；民族国家主义中途分类号：D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219（2010）10-0015-05一从文化至上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是以信仰“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为其认识前提的。古人相信自己居于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边。他们故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1]P116《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开篇即言：“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在鸦片战争以前，华夏民族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对充足或完满状态，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民族或强盛民族的古典荣耀。华夏对自己作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深信不疑，从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为“夏”或“华夏”；同时，在这位“自我”看来，作为外来客人的边缘“他者”总是野蛮、弱小的少数民族，即属于“夷”或“夷狄”。由于这种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权力差异，“华夏”自我才可以具有足够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虚怀若谷”地向外来其他民族即“夷狄”开放。其实，也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这面“镜像”，这位“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无论如何，在古典中国的民族关系图景中，华夏民族是最优的，而四周民族处于从属地位。于是，古典性的中国收稿日期：2009－10－16作者简介：邹明洪（1957－），男，湖南长沙人，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冯建勇（1979－），男，湖南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疆域史。形象形成了：“中国”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中国”臣服。这种中国形象可以用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的描绘来形容：“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而王维的“九天阎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蔬”，则令人想起这个“天朝上国”的赫赫威仪。与华夏中心观相联系的，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既然“华尊夷卑”，所以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华夷之辨”或“夷夏之大防”，也就是强调民族之间的区隔。这种区隔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种族的区隔，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是区隔夷和夏的标准，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夷或是夏，主要看他出生于何种种族；另一种是文化的区隔，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作为区隔“夷”和“夏”的标准。就此而言，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的观点是片面的，种族民族主义只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一个面象，更为重要的是，它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或可更为贴切的称之为文化至上主义），而且中国历史时期更多的时候文化至上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詹姆士·哈里森就注意到：“传统中国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被定义为‘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前者是基于一份对共同的历史遗产以及一种共同的信念的认可，而后者则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近代观念的基础上。”[2]P2他强调，自从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大一统以来，这种自我形象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它并没有妨碍某种政治的或民族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