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纯正的学问家谢志浩2009年7月12日，早晨，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季羡林先生平静离世。尽管先生已经九十八岁高龄，内心依然受到不小的震动，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今年初还说过，要活到一百零八岁。(一)滋养季羡林的文化生态按理说，外患频仍，战乱不已，很难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至少不利于学者的健康成长。国族争取自由，个人也争自由的时代，正是季羡林成长的历史背景。这位一九一一年在齐鲁之邦出生的季羡林，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晚清到民国的大转折。饥饿和贫困一直缠绕着少年季羡林，好强的他得遇良师——胡也频、董秋芳先生，两位老师都擅长新文学，对于年轻的季羡林自是很大的启蒙，季羡林喜欢通过散文抒发自己的性情和悲欢，渗透着两位良师的心血。民国时期，不少学者曾在中学教书，比如朱自清和钱穆先生，中学老师才情和学问，对于，中学生的耳濡目染，功莫大焉。目前，中等教育总是喜欢呼喊改革的口号，总不如多几个胡也频、董秋芳这样的良师来得实在。一九三〇年，季羡林由山东省立高中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叶公超、吴宓先生皆博雅之士，但是，季羡林不想以此自限，与林庚、吴祖襄、李长之友善，号称“清华四剑客”。四剑客都是具有理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少不了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曾一起到燕京大学旁听谢冰心和郑振铎两位新文学巨子的课程，在谢冰心的课堂吃了闭门羹——闲人免进。但是，却受到郑振铎先生异乎寻常的欢迎，郑先生主持《文学季刊》，把季羡林的名字写入撰稿人的行列，文学青年所受的鼓舞，难以用笔墨表达。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具有有特殊的地位。季羡林一九三〇年入清华的时候，国学研究院的传奇，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王国维一九二七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一九二九年不幸病逝。但是，注重古今贯通、中西融通、文理会通的清华传统，流淌到学子们的心田，塑造季羡林人生道路的导师出现了——陈寅恪、朱光潜。朱光潜先生在清华兼课，开设选修课——《文艺心理学》，朱先生的学术理念和学问路数，让季羡林非常神往，总觉得意犹未尽。陈寅恪先生是国文和历史系的双聘教授，不愧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学问博大精深，季羡林越听越觉得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二)涸泽而渔的学问风格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在高中母校服务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中国与德国交换研究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季羡林在德国一呆就是十年，后来，先生专门写了一本书——《留德十年》，战争是残酷的，战时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也自有一种乐趣，导师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凑巧与陈寅恪先生是柏林大学的同学，人生真是妙啊！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对待学问之虔敬，对弟子之循循善诱，给季羡林深刻的印象，更让季羡林难以忘怀的是，德国学者研究学问的彻底性。这是否反映了德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也许难以证明，但是，季羡林亲见德国老太太不仅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把家门前的道路清扫的一尘不染。德国学者研究一个问题，要把所有相关的文献，都要搜罗完备，博士论文答辩前夕，如果有新的材料发表，那么，就要添加进去，否则，推倒重来。季羡林耳濡目染，自是感受颇深。季先生撰述《糖史》，要把《四库全书》翻检一遍，有关糖的史料，季先生一一记录在案。这种‘笨’功夫，正是学问彻底性的一种表现，饶宗颐先生称誉季羡林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史料的功夫，做学问能够做到涸泽而渔的，当推季羡林先生。我也曾注意到季羡林先生做学问的过程，存在一种理性的精神，王元化先生总结，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这两种方式，巧妙地统一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德国学者的彻底性，其实贯注着思想的彻底性，遗憾的是，季先生学习德国学问彻底性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吸取思想的彻底性，导致季先生学问主要体现在考据。其实，关于这一点，季先生自己也是清楚的，他说自己不善于义理，只是搞了一辈子考据。季先生晚年，突然喜欢谈论义理，这让知识界非常惊喜。于是，我们不断听到老先生的义理：“天人合一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东”，“西方文化衰落论、东方文化拯救论”，“送去主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