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0-09-07［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1jyty115［作者简介］李利民（196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胡应麟云：“文章关气运，非人力。”[1]58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国运和世道的衰变，文人身上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作品的风格也就相应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以安史之乱时期诗坛上一些代表性的诗人的作品为例，探讨这一时期诗风的演变特征。一、心态由张扬到内敛安史之乱给文人的创作心态带来的根本变化就是由张扬到内敛。盛唐诗人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们作诗的主要心态是张扬自我的生命意志，因而创作的心理态势是发散性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这种张扬的态势，由于受到万方多难的世道的挤压和人生苦闷的内噬，渐渐转变为一种内敛的态势。这一时期，李白基本上仍然保持着他那种张扬心态。即便是在受到流放夜郎的打击之后，他仍然以如虹的气势发出了“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的追问。哪怕是表达退藏自安的生命退路，也表现得那样气势壮阔，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本来是写他“朝玉京”、“游太清”，他在表现自己超脱尘世的背景时写道：“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一派波翻云涌的气势。更有甚者，在表达自己生命即将终结的悲怆时，他说：“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临路歌》）他的生命在一种宏大的时空维度中摧折，惊天动地。可以看出，安史之乱期间，李白的生命意志坚持着以一种颇为宏大的纬度和力度向外膨胀。然而，在时代和个人苦难的双重挤压下，李白的心态还是有所内敛。如《秋夕书怀》，此诗虽写仙游，却并不飞扬，诗云：“灭见息群动，猎微穷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身。”诗人仿佛想让整个世界安息下来，包裹着自己，好让自己从心驰八极缩回到内心深处，寻找一方“桃花源”以栖残生。这种内敛，从其他少数诗句中也显露了出来，如：“珍禽在罗网，微命苦犹丝”（《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个中隐含着自我封闭的意味；“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意象细微，比以前写秋色的“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酬崔五郎中》）着实收缩得太多。不过，这种内敛在李白这里只是罕见的苗头而已。大乱中的杜甫，生命的豪气有着明显的消解，特别是因房琯事件得祸以后，他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式的干霄意气收缩了，他被“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石龛》）的处境堵塞着，被“漠漠世界黑”（《赠蜀僧闾邱师兄》）堵塞着，被“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乱世堵塞着，他心灵中脆弱的部分只好向内心深处探幽入微。如：“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安史之乱与唐代诗风的嬗变李利民（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205）［摘要］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国运和世道的衰变，文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作品的风格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解读安史之乱时期诗坛代表性诗人的作品即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一时期诗风的演变：诗人的写作心态由张扬转为内敛，情调由畅朗趋向低沉，构思由感性渐趋理性，意境由浑然渐现破碎。经过安史之乱，大唐诗风渐渐失去了盛唐时代特有的壮大的气势、浑朴的意境、飞扬的神采，转而走向纤细、新巧、淡秀、清冷的大历诗风。［关键词］安史之乱；大唐诗风；大历诗风［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11）03－0070－05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第38卷第3期JournalofHube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May，2011Vol．38No．3第3期须”（《徐步》），所关注者甚是细微；“风鸳藏近渚，雨燕集深条”（《朝雨》），所关注的细微物象敛藏在幽深的环境里，显示出心理上一定的封闭状态，“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自在掩柴门”（《绝句漫兴九首》其六）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好在杜甫的主体意识充盈着淳厚的浩然气概，因此，他努力在向外散发着他那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