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早期焦虑与沙盘游戏的象征一、问题的提出——儿童早期焦虑是潜意识的自体焦虑在中国，儿童不仅是“祖国的花朵”，更是每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寄托”。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承载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所有投射（普通用语曰期望）。一般人认为，儿童的焦虑可想而知。殊不知，儿童的另一联结——妈妈，才是真正的焦虑者。从孕育的那一刻起，中国妈妈也同样承载着家庭乃至家族的所有压力。她们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不符合养育的真理，伤害到孩子。有一群妈妈，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上学，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学历高，有些是双硕士，有些是博士后，且是留洋归来的高学历知识分子；不工作，全身心陪护孩子；爱学习，形成一个论坛，阅读各种各样的育儿类图书，参加各种各样的专家学习班。在和她们交流之后，我发现她们崇拜权威的背后是共同的焦虑与压力，那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符合育儿真理，害怕伤害到孩子。同时也担心外在环境不够好，伤害到孩子。这应该是中国年轻妈妈的缩影，也许每个人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但妈妈的担心和焦虑却是相同的，以至于扩散成学校焦虑，教育焦虑，社会焦虑。做儿童咨询，容易受这种焦虑的误导。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孩子的第一客体，从好乳房坏乳房到理想性客体，都强调了母亲要成为“足够好的母亲”才能让孩子建立起健康完整的心理结构，用良好的自我去调节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这就让咨询师把重点放在了解儿童的养育方式上，努力在其中找到症结所在，并对母亲进行分析，指导母亲该如何做“足够好的母亲”，认同母亲的焦虑，分析其焦虑。结果却往往是咨询关系的中断。这曾经让我困惑不已。我发现，面对儿童，最小到四岁最大到十二岁，都可以迅速地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而面对母亲，每一次都认为交流很顺畅的时候，却在下一次预约之后中断了。之后，我开始摸索儿童咨询师与儿童母亲的关系建立，在督导师的讨论帮助下，我整理了我所做的十几个儿童案例，慢慢发现，咨询师应以儿童为主体，从儿童的身上寻找焦虑源，与母亲一起面对，共情母亲，才能真正帮助到来访者。有了这样的观点转变，咨访关系开始变得稳定而持久。这里以一个案例说明。巧巧[1]咨询到第六次，咨访关系很稳定，情绪日益开朗，很愿意到咨询室来。第七次，为了进一步了解家庭模式，征得巧巧同意后，我邀请巧巧父母与巧巧一起做沙盘十五分钟。结果，整个沙盘过程非常凝滞，关系紧张。父母走后，巧巧丢弃了最先拿的医疗玩具，重新退回原始防御象征——恐龙排队往左行（潜意识方向）。结束时，巧巧不和我说再见，一声不吭地走了。第八次虽然来了，但据妈妈说，是不拒绝，而不像以往的迫不及待。显然，自恋暴怒，共情断裂这是咨询师没有关注来放者内在的焦虑，而把关注点放在了关系上所导致的。事实上，家庭模式、养育方式虽然是导致儿童产生症状的重要因素，但归根结底，首先是儿童的原始焦虑，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即弗洛伊德所说的：“焦虑来自原欲的直接转化。[2]”这个观点对于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表现在（1）有利于咨询师跟随儿童走向深层心理状态；（2）有利于咨询师与儿童母亲建立更好的共情关系。儿童的早期焦虑是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这是我的一种整合性观点。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潜意识焦虑，这是古典精神分析的观点，尤其是克莱因的观点。克莱因认为，“对于儿童来说，原欲的兴奋未被满足而转变为焦虑[3]”。二是自体焦虑。这里借用了科胡特的自体观点，想强调的是儿童自我形成时本身存在的焦虑而不是由于克莱因所认为的“最早期的焦虑内容是婴儿害怕万一妈妈‘不在’，自己的需要将不能被满足的危机感”[4]。这样一种自体焦虑表现在婴儿与生俱来的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生本能决定了他需要爱，对爱的缺失的害怕；死本能决定了他的攻击，对被攻击的恐惧和攻击坏客体的罪疚感。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儿童的幻想过程并用象征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是对童话故事和恐龙的既喜欢又害怕，或者是对类似于奥特曼形象的认同和对魔怪的恐惧，又或者是通过各种症状表达。“一切形式都是象征的表现”[5]，弗洛伊德用“阉割焦虑和阴茎羡嫉”来表达这种象征，克莱因用施虐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