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者小传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华医史学会委员，上海医史学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医学史，生命科学史和医学导论教学。主持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国西医学体制创建和医学传教等课题研究，著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合编《医学史》和《医学导论》，在《医学与哲学》，《中华医史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和《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人与自然，生命与死亡是永恒的哲学话题，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展而演绎出无数的解释。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却是恒古不变的真理。——高晞上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发表报告，指出有六大传染病正威胁全人类，“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这一警告本应受到充分注意，赶紧“亡羊补牢”，从公共卫生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角度，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包括艾滋病在内的疫情蔓延。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无视乃至隐讳疫情状况到处可见。于是人类就不能不因蔑视科学而继续受到自然界的报复。艾滋病、梅毒等已知的传染病仍在肆虐，前所未知的一种新型瘟疫又突然降临人间。被称作SARS或“非典”的这种新瘟疫，病原病因和传染途径等仍不甚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除了采取古老的隔离措施外，至今还找不到对付此疫蔓延的良策。日前有位病毒学家叹道：病毒比病毒学家聪明！因为这类微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经验远远比人类丰富。消极的隔离措施，可以暂时减弱疫情的蔓延势头，却只是治标的下策。或可援引防疫史先例，强调研制预防SARS病毒的疫苗，正像人类发明牛痘以防天花传染一样。就病治病，那当然可称治本之策。但据说SARS病毒与流感病毒属于同一家族，而流感病毒每以变异而令群医束手，似乎借此昭示它比人类“聪明”，那么SARS病毒会不会效法呢？因此，对付SARS，固然必须求助科学，盼能及早研制抗病疫苗，但真正的治本良策，还在于人类必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学会尊重科学。人类在自身取得发展的过程中，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结果遭到受破坏的自然界怎样愤怒的报复，致使生态环境怎样日趋恶劣，还需举例吗？历史表明，人类决不可以“文明”发展而傲视自然，相反必须以科学态度尊重自然，以科学措施保护自然。流行病的孳生地——城市古代病理学的研究结果明确告诉我们，疾病与地球上的生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它是人类文明前行中形影相伴的同道者。专家们在古生代的动物身上发现有龋牙和寄生虫病。金字塔内封存了4000年的木乃伊透露古埃及曾有过类似血吸虫的寄生虫病流行。对一具女尸的病理分析，发现其身上留有梅毒的痕迹，至今人们还能见到患有脊髓灰质炎病人的古埃及雕像。对“流行病”的讨论和记录可上溯到公元前400年的《希波克拉底文集》，这部被西方医学界奉为经典的医学专著，其中有两个章节是以“流行病学（Epidemic）”为标题的。《文集》分析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流行病的方式”，是与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相关联的，并通过当时大量的病案，对疾病的症状、治疗方式以及生存率作了细致的记录。那个时代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解释是建立在希波克拉底所创建的四体液基础上，在此知识结构内，疾病多数被冠以急性热病或疟性热病。公元前430年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那场导致雅典溃败的传染病，尽管希罗多德作了详细的描述，后人也认为根据描述的症状，列出可能有鼠疫、麻疹、斑症伤寒、天花甚至梅毒等，但至今就是不能确定真正的病因。古代中国亦不例外地遭受到无数次瘟疫的袭扰。中医用“疾疫”、“瘟疫”、“厉疫”、“厉气”、“时行”等词最初所表示的只是流行病意思而非传染。直至明代吴有性在＜＜温疫论＞＞指出：“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疫”才代表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不得不承认的是，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是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伴而行的，当人类还处在文明初期，居住分散，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中，患病和传染疾病的危险相对要小些。但当人类停下脚步迈进城镇公共空间时，健康与疾病，人群与动物，跳蚤与寄生虫，死尸与粪便拥挤在一小片土地上，就为疾病的滋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医史学家说，“疾病的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