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中晚期江南政策初探———以江苏巡抚宋荦的施政为中心余福海(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收稿日期］2014－04－07［作者简介］余福海(1993－)，男，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摘要］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藩之乱刚平定，康熙帝便致力于用怀柔之策控制江南士人，实现帝国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在此背景下，宋荦任江苏巡抚长达十余年，深得帝眷。宋荦为河南雪苑社“后六子”之一，雪苑诸人同江南复社文人一向往来频密。宋荦借助雪苑社侯方域、贾开宗等的江南人际网络，早年便在江南文人圈中积累下丰厚人脉。他任江苏巡抚期间，凭藉早年积淀下的江南人脉，发挥自身工于诗文、淹通掌故、精通鉴藏的才华，笼络交好士人和同僚，和他们一起参与了江苏精英文化的重建，催促了当地文坛群体性的活跃并最终为清廷意识形态大一统的计划所收编。作为清廷江南政策的执行者，宋荦的江南施政是康熙朝中晚期江南政策的缩影。中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中介于士人和清廷之间，正是宋荦在康熙中后期江南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与学界一般认为的康熙朝运用蛮横的“文字狱”手段加强思想钳制不同，本文以宋荦的江南施政为例，说明了康熙朝刻意松弛文化思想界的控制，以怀柔之策控制江南士人，实现帝国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的特点。［关键词］江南政策;宋荦;江南士人;明清易代［中图分类号］K249．2［文章编号］1002-3054(2014)08-0109-09［文献标识码］A［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40816明代以来，人们习称的“江南地区”仅仅限于江浙一带。［1］(P13－14)由于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心，宋荦所任巡抚亦为康熙中晚期之江苏巡抚，故本文关于“江南地区”的讨论仅限江苏。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对清反抗最为激烈。即便是在清业已定的清初社会，对故明的眷恋仍然是不少江南士大夫的共同心理。因此，对于清统治者来说，“江南”一词在清初政治中暗示着一种敌对或者反抗的情绪。康熙帝对江南的人事布局一直不敢掉以轻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江南积聚的财富。康熙间成书的《江南通志》中说:“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傕，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商旅辐辏，位置险要，而且“仕宦科名皆为诸省之冠”，因此“国家鼎建两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2］(P2a)江苏事务也一向号称“繁剧”，清帝一般委以心腹重臣，并对其政务严加考察。康熙中晚期以来，江南地区的人事安排叠床架屋，江苏省一省驻一织造(江宁、苏州)、一巡抚、一总督、一将军，织造、巡抚、总督往往兼都察院御史职，可密折奏事、互相纠劾。为实现对江南地区和江南士人的有效控制，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3］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设博学宏词科，然而并未实现“以此网络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4］(P424)的目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刚平定三藩之乱，得以腾出手来着力改善帝国同“江南”的紧张关系。他首先做的便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对江南士大夫的柔性控制。这一时期是江南士人逐步确立对新政权的向心力的时期，亦即清朝最终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时期。查《清代职—901—官年表》，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雍正元年(1723)间，江苏巡抚中惟宋荦任职最久，治绩最得帝心，对江南政局影响最大。［5］(P1550－1578)因此，讨论康熙朝中晚期的江南政策，宋荦此人值得作为个案研究。宋荦(1634－1713)，字牧仲，河南商丘人。宋荦出身侍卫，历官顺、康两朝，累官至吏部尚书。父亲宋权在明季曾任顺天巡抚，是商丘士绅的重要领袖，在山崩地解的明清易代中向清输诚，入清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宋荦以著名诗人、藏书家、鉴赏家、词人的身份传世，在清文化史上的地位受人瞩目。中日学界对宋荦的研究集中在对宋荦生平、行谊、撰述的考订补充方面，讨论其作为收藏家或文人在清初文化史上的地位居多。［6］美国学界戴福士(ＲogerDesForges)长期关注明清之际河南东部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宋荦及其父宋权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选择有所涉及。［7］本文以上述前辈学人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