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VIP专享VIP免费

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作者：梁治平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礼教，正是因为被认为有碍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而成为清末以降从思想启蒙到社会运动、制度变革乃至政治革命意欲革除的对象。历史趋势如此，家族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抵抗，即使是在清末，也无法维持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清末礼法之争，在抽象的学理的层面，表现为道德与法律之争，而在实质的价值的层面，涉及的则是礼教的存废。而无论礼教还是道德，在社会制度层面，最后都落实于家族制度。因此之故，礼法之争日炽，家族制度必不能免。而家族制度地位的动摇，势必引起更大波澜，激发更激烈的论争，并迫使人们直面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国民与国家如前所见，被视为家族主义的替代物而与之同时提出的，是所谓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在当时输入于中国的新思潮中，不啻是对知识人群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在资政院审议新刑律的议场上，以家族主义为旧律精神、国家主义为新律鹄的，进而抨击家族主义不遗余力的杨度本人，正是服膺于国家主义的中国知识群体中的重要一员。1907年，尚在日本的杨度在《中国新报》连载十数万字的长文“金铁主义说”，以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或经济的军国主义相号召，系统阐发其国家理论。在他看来，中国要求得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顺应时势，成就经济的军国主义。其基本公式为：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在这个公式里，享有权利的自由人民和独立而强盛的国家，分立于内外，互为表里。因此，国民之程度与国家之程度，亦成为一事之两面。国民之程度须视其军事、经济、政治的能力以及其责任心而定，其中，国民之责任心尤为关键。事实上，依杨度的看法，中国人之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能力，“其本质优于世界各民族，至现形则优于东洋，而劣于西洋”（《杨度集》，页259）。造成此种（比较西方）“本质优而现形劣”之情形的根由，“则能力虽发达而责任心不发达故也”（同上）。而此责任心的不足，根源又在社会制度。杨度根据英儒甄克斯的论著，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作三个阶段，即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而中国社会的演进，在他看来，自秦汉以后即在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而近于后者。宗法社会仍有一分之留余物，这留余物即为社会上之家族制度。这样，在国民与国家的二元架构之间，我们看到了第三维：家族制度。只不过，在杨度的社会和国家理论中，这一维是应当被抑制乃至消除的。杨度承认，家族制度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然而以当日世界情形论之，中国社会之所以落败，乃在于未能进于完全的国家社会，而其所以未能进于完全的国家社会，就是因为家族制度太过强固，以至于窒灭个人的缘故。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举国之人无非两种：家长和家人。前者为有能力而负一家之责任者，后者为无能力而不负一家之责任者。家人之不能有责任自不待言，即便是家长，因为人人有身家之累，亦“不计及于国家社会之公益，更无暇思及国家之责任矣”（同上，页256-257）。总之，1无论为少数之家长，抑或是多数之家人，无一能负起国家之责任。而这都是以家族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所造成的。放眼人类进化历程，杨度作出这样的总结：故封建制度与家族制度，皆宗法社会之物，非二者尽破之，则国家社会不能发达。西洋家族先破而封建后破，且家族破后封建反盛，至今而二者俱破，故国以强盛。中国封建先破而家族未破，封建破后家族反盛，至今而一已破一未破，故国已萎败。此二者之所以异，而亦世界得失之林也。（同上，页257-258）如何改变此种状况，使中国由弱而强？杨度以为，“宜于国家制定法律时采个人为单位，以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再辅之以教育，使人人皆成为有能力之家长，“人人有一家之责任，即人人有一国之责任，则家族制度自然破矣”（同上，页258）。换言之，破除家族主义，造就新国民，建设新国家，进而挽救中国，变革法律实为其枢纽。杨度在修定刑律最后阶段参与其事，并扮演重要角色，固然有机遇成分，然而自其理论及信念观之，亦非出于偶然。也正是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围绕修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