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迥异的“分糖”艺术看到过两个关于“分糖”的小故事，现摘录如下：其一一天，老师对学生说：“如果你们能做得出这道题，我就每个人给１０颗糖。”不一会儿，学生们一个个站起来，向老师要糖吃。老师一看答案，鼻子都气歪了，气呼呼地说：“你们全做错了，还敢要糖？”学生们说：“你只要求做出来，并没有说做对呀！”老师听后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把一袋白砂糖扔到桌上：“分吧，每人１００颗！”其二有一天，陶行知校长在校园内看到一个男生用砖块砸另一男生，当即制止了他，并要他放学到校长室去。当陶行知走到办公室时，该生已早早来到校长室低头挨训，陶校长走来，一面先给了他一块糖，一面说：“这块糖是奖给你的，因你按时到，我却迟到了。”该生惊疑的接过糖。接着，陶校长又掏出一块糖放到他手里说：“这第二块糖也是奖你的，因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刻住手了，这说明你尊重我，应该奖你。”学生更惊疑了，他睁大眼睛看着校长。陶校长又掏出第三块糖说：“我调查过了，你砸他是因为他欺负小同学。这说明你正直、善良、敢跟坏人作斗争，应该奖励你啊！”这名男生听到这里感动极了，流着泪说道：“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我的同学啊。”陶校长满意的笑了，他随即又掏出第三块糖递过去说：“为你的正确认识错误，我再奖你一块糖，我的糖奖完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第二个故事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在处理学生打人的事件时，陶先生没有训斥，而是循循善诱，用四块糖让学生一步步地完成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过程，并发掘了学生的四个优点：守时，尊重人，正义和勇于认错。大家就是大家，看似严重的事情，陶先生却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润物无声，表现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超的教育艺术。这已经成为“赏识教育”的“经典之作”。第一个故事我们有点陌生，但实际上又似曾相识，不是吗？故事中的老师难道不是正在自己的教学中运用“激励法”吗？其实，细读之后，会发现，这个老师的“激励”是失败的。首先，为了提高学生做题的积极性，该老师不惜动用“物质刺激”的手段，好像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教学的本质意义。老师应该引导学生专注于“做题本身”，从做题的过程中发现快乐，获得成功的体验。如果把学生的“兴奋点”引导到“获得奖励”上，显然不妥。试想，如果下一次学生再做题，而且对“糖”不感兴趣了。当老师的能无限制地提高奖品本身的价值吗？其次，布置任务时语言表述不准确，存在模棱两可的漏洞，让学生钻了空子。作为老师，在一些关键性的语言表述上一定要准确无误，一旦让学生接受了错误的信息，不但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而且极大影响学习的效率。再次，被学生“将”了一“军”，老师应该首先反思自己语言表述不严密的问题，甚至向学生道歉。可是该老师却抱着“师道尊严”不放，极不恰当地采取了后发制人、“偷换概念”的手段，“不动声色”地将“糖果”变成了“白砂糖”，而且理直气壮，俨然一副得胜者的骄傲模样。至此，我终于明白了学生为什么会如此“狡黠”，答案是：这位老师培养出来的。很明显，该老师经常采取这样的“打赌式”教学，经常动用奖励手段却又经常不兑现。在与老师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学生自然学会了如何“抠字眼”，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本来和谐的教育教学演变成了一场没有销烟的战争。这个故事本来是应该当作一个笑话看的，但事关教育，就不能不引起重视。同样的“分糖”，为什么陶行知的教育效果显著，而这位老师的做法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呢？根源就在于教育者是否“目中有人”，是不是尊重学生。其实，不管是赏识，还是激励，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陶行知先生处处考虑学生的感受，把批评寓于表扬之中，其中饱含的是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而第一个故事中的这位老师，虽然也想运用激励，却处处是在“折腾学生”，自身有了错误后又不肯承认，最后兑现的“１００颗”显然是在“耍弄”学生了。长此以往，学生还会形成健全的人格吗？迥异的“分糖艺术”，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