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人教版九年级读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把一批现代派诗人打出了象牙塔。他们再也没有闲情“站在桥上看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现代派给人的印象大概确实是如此，是一批精神贵族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因而，当戴望舒写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人们发觉了与其早期作品的纤细、精致、忧伤、神奇截然不同的宽广、博大、深沉、明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走向了现实主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造诣特别深的学者兼诗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的现代派手法，但大概同意这种观点的是少数。我认为，一个人也许在不同的时候说出不同的话，而这些话背后的言说方式却未必改变。《我用残损的手掌》之因而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缘故也正在于此。这首诗首先运用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法：“我用残损的手掌／探索这广大的土地”是全诗的灵魂。戴望舒说过：“诗是由真实通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残损的手掌本来是特别小的，但它能探索广大的土地，一会儿“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一会儿又让“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这一大一小的强烈反差构成了独特的语境，在这种语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手掌”已不单是个人的手掌，同时依然整个民族的受伤的、“残损的”手掌；它受了伤，但仍然是博大的，和广大的土地一样博大。它超越个体的有形的手掌而化为民族的“无形的”手掌：“无形的手掌擦过无限的江山”、无形的手掌“粘了”同样无形的“阴暗”。浪漫主义与意味主义也要制造超现实，但它们主要依托虚幻夸大的形象。而现代派作品中这种超现实效果主要是通过语言获得的，强调通过悖论、反讽等反常搭配的运用，使语义在某种独特语境的作用下拓展或变形，从而到达一种“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作品对主观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展了一定程度的藏匿，将它们寄于一个生活化的形象与相应动作上，即“残损的手掌”和以手掌“探索”。内心的创痛化为残损的手掌；对祖国的挚爱与对河山沦落的痛惜化为深情的探索，犹如母亲抚摸着小孩，又像小孩爱抚着母亲。正是通过这既超越现实又特别生活化的形象和动作，作者与现实之间构成了一种审美间隔。当“无形的手掌擦过无限的江山”时，当“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时，当“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时，都仿佛是一个灵魂从更高的地点观照，审视着这种苦难、依恋和信念。如此，诗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是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员，残酷的战争与生活给他一双残损的手掌，他是生活的体验者；另一个自我是我们民族受伤的灵魂，具有普遍性、永久性，他超越时空，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这历史的一页，既看到苦难，也指出希望和力量。细心体会后一个自我，大概还能隐隐感到一丝与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奇主义气息。中国现代抒情诗大体上能够分为三种抒情方式：浪漫主义（主情主义）、意味主义和现代派。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以饱含感情的语句直截了当撞击读者的心胸，如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同样传诵一时的高兰的那首《哭亡女苏菲》：“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啊！／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短短的五行诗里就用了四个感慨号和一个咨询号。艾青及其受他妨碍的七月派诗歌则更多采纳了意味主义的抒情方式，给予某个意象，某种光、色以普遍性内涵。如艾青的“灰黄”的色彩，“土地”、“太阳”，以及阿垅的“纤夫”等。要领会其中的意蕴、感情，主要靠读者的联想。而现代派的抒情方式，尽管与意味主义有类似之处，也包含了意味的成分，却更为委婉，强调通过某种日常经历的再现，唤起读者相应的经历表象，使读者通过对本人的类似经历的追想和体验，体会到这种经历背后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它并非作者施加于读者，而是作者以某种日常经历为媒介，从读者心中唤起的。这种感情一旦从读者心中唤起，它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内在的，深沉的，持久的。我们不妨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中心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严寒在封锁着中国呀”和“我用残损的手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