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1唐代拾遗之选任由表一可知，尽管具体到个人，每个人的任命原因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官方对拾遗的选官要求亦即择才标准，不出以下四类：一曰文或艺文；二曰行或德行；三曰学或儒术；四曰干或吏才。文尚词藻，行重忠孝，学崇四科，干求守职。此外，从上面制诰我们可以看到，在选才标准的实际执行上，文、行、学、干以类相别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艺文与德行明显更被重视，儒术地位则稍显尴尬，而吏才似乎无足轻重。如果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唐代拾遗群体，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则会对这种倾向性有更直观地认识。唐代科举考试中，由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侧重文词，所以进士出身者必然文学出众；明经科虽然专试儒家经典，但“明经一目仅为中才以下进取之途径⋯⋯只限于记诵张巨，绝无意义之发明”，导致明经出身者儒学未必精通。制举科目则以德行为先，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占了制举总次数的40%。检两《唐书》、《资治通鉴》，共搜集到唐代拾遗347人，其中入仕途径可辨者259名，在这些人中，进士出身（包括入仕途径为进士制举者）就有199名，占入仕途径可辨者——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2的76.8%，在剩下的60人中，制举出身的又有38人，占入仕途径可辨人数的14.7%，明经与其他出身的仅有22人，所占比例不过8.5%。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学，但孔门的文学实兼有诗赋与经术，并非仅是词藻之学。文词之学在汉代尚用“博学”来称谓，至南北朝时期，才逐步从儒学、史学的范畴中摆脱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唐代承六朝之遗风，却赋予文学更为广泛的政治色彩与社会使命。文藻是治国的必备工具，词学之士为治国之贤才，成为唐人共识。正如刘禹锡所感慨一般：“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詟，骤示以文。韶英之音与钲鼓相袭。故起文章为大臣者，魏文贞以谏诤显，马高唐以智奋，岑江陵以润色闻，无草昧汗马之劳，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贵文至矣哉！后王纂承，多以国柄付文士。元和初，宪宗遵圣祖故事，视有宰相器者，贮之内庭。繇是释笔砚而操化权者十八九”，尚文成为唐代政治的重要特点。在这种“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和“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的氛围下，有无文学已是官员除授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拾遗作为清选近侍之官，“柱下方书，南宫章奏，主张纶翰，典司礼文”，更是要求“尤精其选，非盛名莫居”。特别是在唐前期，“天下无金革之虞，选多士，命百官，先文——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3行而后名法”，只有文才出众才有机会担任拾遗；安史之乱后，虽然统治者着意“去华而就实”，改变只重文词的政治风气。但一是积习难改，拾遗重文之风已是朝野共识，难以受到影响；其次唐后期的拾遗往往身兼使职，无论是史馆、崇文馆还是翰林学士等等，文词出众、博学多识都是能够顺利进行工作的基本要求。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中国古代职官选任中对德行的看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在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的唐代，依然有人上书指陈流弊，“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於才艺，不务於德行”，认为应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然而“惟德无形”，德行本是内隐的，其评定难以执行，即令熟知经典，亦与践履实行毫不相干。所以在任选贤能上，“才行兼美”只能作为理想化的目标。不过作为职在谏诤，以“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为目标的谏官，拾遗对德行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官吏。如晚唐令狐滈“多时举人，极有文学，流辈所许，唐懿宗时以故相之子出拜拾遗，因为“顷籍父威，不修子道，干权黩货”，且“潜行游宴，颇杂倡优；鼓扇轻浮，以为朋党”，遭到谏官的一致反对，只得改任詹事府司直。此外，《全唐文》还载有给事中萧仿《驳还蓝田尉直宏文馆柳珪擢右拾遗奏》：——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4陛下高悬爵位，本待贤良。既命浇浮，恐非惩劝。珪居家不禀於义方，奉国岂尽於忠节。虽然奏文有残缺，但此事在《新唐书》中记载得颇为清楚。萧仿以柳珪不能事父为由，封还其诏。值得注意的是，柳珪的父亲柳仲郢尚为其辨称“冒处谏职为不可，谓不孝则诬。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