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信息化及其面临的实践问题现信息社会的信息垄断与信息封锁。这种情况的蔓延势必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难以适用wto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未雨绸缪，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公众可以自由地使用政府信息，政府机关只能收取成本而不是信息的市场价格，政府机关不得垄断信息市场，将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府公开和信息业的迅速发展。第四、修改保密法等法律，科学地界定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贯彻政府透明度原则，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否则，可能会因为公开性而影响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在我国，现行的保密法制定于10多年前，在诸如定密、解密、泄密处罚、救济机制等一些重要的制度设置上已远远落后于实际发展的需要。该定密的不定密，不该定密的定密，一定终生，该保的保不住，不该保的全保密等现象仍然存在。这种状况已经制约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也使一些泄密事件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如果以这种状况加入wto，或者会出现该保密的保不住的后果，或者会出现难以符合wto对透明度要求的后果。因此，必须对现行的保密法进行修改，使我国的保密制度与政府公开制度协调发展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公开往往有一些例外，这些例外领域的政府信息一般并不对民众公开。而保密文件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之一，除保密之外的其他一些政府信息仍不能对民众公开。在我国，对于保密文件以外的政府信息是否应该公开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或统一的规定，结果，造成了定密范围过大，并使保密文件与非保密文件一样，完全对公众封锁和保密。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和工作作风以外，认识上不能正确界定保密的范围并区分非保密文件的性质乃是造成大量政府信息不能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对非保密文件进行合理的分类，并明确那些可以公开，那些不应该公开，才有可能科学地定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化。在这方面，尽管我们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确定例外的领域，但究竟哪些政府文件不应该公开，完全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才第1页共4页能确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在进行政府公开尝试的地方或部门应对本地方或部门的特殊情况进行研究，明确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不能公开，为保密法的修改和进一步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作好必要的准备。在确定公开的范围上，目前保密法与刑法的协调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保密法，国家秘密划分为绝密、机密与秘密三类，而且，必须根据有关的权限由有关部门标上相应的密级。如果有关信息没有标明密级，则不构成国家秘密，公开也不构成泄密问题。然而，根据刑法第111条的规定，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构成犯罪。泄漏国家秘密构成犯罪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什么信息属于“情报”，在中国法律中还没有相关的规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使那些没有标明国家秘密的文件也有可能被事后认定为是“情报”，并使任何公开这些信息的人构成犯罪。如果不能对这一规定进行修改，协调它与保密法的关系，随着信息公开的范围逐步扩大，它很有可能会成为制度发展最为主要的制约因素。在确定公开的范围上，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政府信息与档案的相互关系。在国外，档案属于信息自由法的调整范围，只要有关档案不在例外的范围内，则档案应与其他政府文件一样对公众公开。在我国，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政府信息实际上可以分为档案与非档案文件。档案由档案法调整，非档案文件则尚无任何法律调整。对于政府档案，根据《档案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也就是说，档案法实际上限制了档案类政府信息向公众开放，即使不是保密档案，凡是未满三十年，原则上是不向公众开放的。同一个政府信息，一旦归入档案类，则要受三十年期限的限制；如果不归档，则因尚无法律调整而有公开的可能。可见，档案法的规定不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