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反思——以“枫桥经验“为视点摘要在我国传统社会，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得到了执政者的充分重视，调处息讼可以说贯穿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全部过程。新常态下的社会矛盾因其独特的复杂性，传统的调解机制已无法适应。“枫桥经验”作为地方解决矛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中的调解机制，是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延续，在实践上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关键词纠纷调解枫桥经验一、贯穿始终的“无讼”思想与纠纷调解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社会，“无讼”是礼法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体现传统法律文化礼法合一的特征。礼，是原始社会祭祀祈福的一种仪式，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礼用来定纷止争，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论语X8226;学而第一》中说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由此可见，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纠纷没有矛盾的和谐社会，“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老子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清静无为，倡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和谐的方式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达到天、地、人之间的一种合理秩序。法家在诉讼的问题上，也坚持无讼。比如《商君书X8226;开塞》中说：“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又比如《韩非子X8226;解老》中说：“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而民俗淫侈。”韩非子认为，诉讼案件繁多，仓库空虚，而又让淫逸奢侈形成风俗，那么国家受到的伤害也就像拿了利剑刺它一样。这些思想在法制方面有具体的体现，即“无讼”，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另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是统治者的“专利”，因此，讼师就成了官府所痛恨打压的对象。美国学者德尔克X8226;波德就指出：“传统认为，兴讼是道德败坏的标志，第1页共4页而这些人（讼师）就明显地被视为社会稳定的敌人。”邓析是我国最早的律师，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还以讼师的身份帮人们打官司。但荀子却认为邓析不效法古代贤王，不赞成礼义，巧言善辩，擅长玩弄文字游戏，用来欺骗蒙蔽百姓。到最后，邓析竟然因此被杀害。由此可见，人们认为讼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而大多数百姓对法律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在涉诉时处于一种不知情的状态，他们需要为不确定的诉讼结果而一直提心吊胆，所以人们一般不会选择对簿公堂。不难得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纠纷的产生是必然的，关于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人们不约而同地会产生厌讼的心理，对诉讼可谓是异常排斥，他们更倾向于更快速、更低耗费的方式——调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与人之间相争相讼，是对和谐世界的破坏，而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无争无讼才是最重要和美好的。孔子这番话是古代中国人“无讼”理想的经典写照，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把“无讼”作为自己的政绩。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的记载，宋代时期的州县官府调处就已经比较流行。封建时期，官员考虑到考察自己管理地方的政绩，往往习惯于在公堂审讯之前对案件纠纷进行调解，希望能够在审讯前将案件归结。州县官熟知儒家精神，对“情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其更倾向于以儒家的道德原则和精神对纠纷进行调处。例如“乡邻之争”一案中，胡石壁在判词中说到：“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纔自不和睦，则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向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识此道理者甚少，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厉害。纔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不以乡曲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报，何时是了。”胡石壁的意思很清楚，和睦是有“利”的，即“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无横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大事也成小事”；而不和睦则是有第2页共4页“害”的，即“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
